■ 凸凹

　　初闻鲁迅，是源自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那时刚上小学，大喇叭里，有时能听到先生的庄肃言论。给幼弱心灵以最大震颤的，是那么一个短句，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既短且硬且锋利，真如匕首。

　　小孩子天性好斗，好刀剑，从此就留心收集先生的书。都是些小册子，扉页上印着先生不苟言笑的像，他的唇角很瘦狭，一如刀刃。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白皮书，印制者，有部队、厂矿、学校，甚至还有人民公社和某某大队理论学习组。先生的文字很生冷，符合冷兵器的特质；虽读得吃力，热情却每日俱增——因为本能地感到，对一些看不惯的东西，他的语锋总能“捅”到痛处，很过瘾。

　　先生的书很能让人长进，小学尚未毕业，我掌握的字词，据级任老师说，就比一般的初中毕业生多了。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有了表达的欲望，居然就写出了在学校甚至在全县都引起“轰动”的诗歌，居然也在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兴奋之余，对“作家”这两个字生出特别的崇敬，既而变成一种憧憬，喜欢在私下里无节制地涂鸦。

　　于是，在中学，在高中，我显得比别的同学“特别”一些，因为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来做范文，或刻印于蜡版之上，或抄展于墙报一端，有“名人”效应。

　　为了跳跃“农门”，后来很遗憾地上了农业学院。在就学期间就很不安心于所学的专业，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订阅了《诗刊》《散文》《萌芽》和《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老师在讲台上激情洋溢地讲《育种学》，我则且惧且喜地私淑那些潜伏在课桌下的奇章丽句。偶有所犯，被宽恕了；屡屡不改，便被扭拘到学生处，责令反省，写出检查。可笑的是，那份检查竟被我当散文写了，洋洋洒洒万言有余，题目为《我的检查——既当农学家也当文学家》。检查实际上是一篇理想宣言，里面反复提到鲁迅，通篇严正，凛然不可侵犯。学生处的领导也是钟情鲁迅的，审检完毕，久久无言，最后说：“你喜欢文学，我不反对，但前提是功课要及格，保证能毕业。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顺利地分配工作。”他的话我是懂的，因为鲁迅早把话撂在那里——人生的正途，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是说，生存是第一要务，人不能“栽”在自己的理想上。我很感激他，保证道：“您放心好了。”

　　就这样，一边农学着，一边文学着，青春的岁月被塞得很满，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毕业的时光。同学们都预先设计了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大都去了各级科研机构，稍差一些的，也留校教学。来自乡野，却拒绝乡野，是普遍的心理。因为未曾设计，便听天由命地被分回原籍的一个叫良乡的小镇。提起良乡镇，人们漠然，但说到“良乡板栗”，大多数人的眼睛就亮了。这是个著名的品牌，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都是很推崇的，因而国内的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天津和宁波等，在板栗出口时，都要打上“良乡板栗”的商标。所以，虽然被“发落”到最基层，但因为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心态也是平和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学的濡染使我有了一种不被现实功利所左右的心胸。那时我想，无论如何，只要那个地方还有一爿小小的新华书店，一家邮局，可以买书，可以订阅报刊，可以投递稿件，就是一块乐土了。而镇机关的对面，只隔一条马路的距离，正是一爿书店和一家邮政所，真是天赐大福！

　　书店的店面很小，架上居然赫然地摆着一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心跳加剧，感到那是先生对我的邀约。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982年第2次印刷本，简体，页白，疏朗，大方，价五十二元整。怕被别人“请”走，便要求店员给一个保证。店员说，这套书在架上已经摆放一年了，还未遇见买主，你就放心吧。内心仍是忐忑，便久久地在柜台前逡巡。突然发现那店员正坐下来卷烟，便凑上前去，从他的卷烟纸上撕下来一张，“逼”他签了一张“订单”。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居然只有三十二元，离请先生之资尚差不小的距离，不禁嗒然，整日絮叨，仓皇不安。机关里有一李姓女子，闻之嫣然，慨然送上银两，遂成就愿望。事后得知，她乃一单身女子，对我别有设计。所以，命中注定，我请定了先生，她也把我套牢了。年后与她成婚，再年后与她产下一子。先生有奇伟功力，不仅能开启少年“天眼”，也能牵掣青年姻缘，遂作命运之叹。十六卷大著放于案头，未曾开卷，就觉天地阔大，文心深厚，须静敛心性方可破译一二。便不顾市井颜色正好，潜心阅读。以前接触的是小册子，且大多是文选，读时便率性随意，毫无顾忌；眼前却是全编，再挑拣跳跃地看下去，凭空就觉得有亵渎的味道。便从头读起，一字一行，都不敢漏过。先生的文字，特别是早期的篇章，幽深玄奥，有阅读困难，但还是硬着头皮“啃”下去了。系统地读完，用了一年的时光，具体时间是在1983年至1984年之间。

　　当然，真正读懂是不可能的，离通透更是差之千里。但是，系统地“走”上一遭之后，自身的感觉发生了重大变化：觉得自己有文化了，有重量了。从那时起，看人看事，不再迷信世俗的尺度，而是先发出“天问”，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小小年纪，性情谦和，但喜抒发一己之见。给领导和同志一个特殊的印象：此人有异秉，只是在这个小地方“暂栖身”而已。

　　因此，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叫“孤独”的东西，心底也常常莫名其妙地就忧郁起来。

　　那个时候，正是文艺的复兴时期，人们对作家和文学有普遍的敬意，当下的作品屡屡走红，屡屡被身边人推崇。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但是，一经系统地“鉴赏”过先生，居然就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觉得当下的作品，成色轻浅，是不足以被倚重的。内心里还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此等作品，我也是能写得出的；而且不写则已，一写，则……

　　为了做一验证，便于一个酒醉之夕，在两页碎散白纸上信马由缰地写了一通，也不曾抄检，转身就扔进邮筒。那时邮寄稿件，是不须贴邮票的，只需注明“稿件”二字就通行无阻。不足旬月，居然被报纸登出来，位居头条，且被标上“小说”两个堂皇的字眼。又不足旬月，居然看到一篇赞美的评论，文章的作者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个著名人物。意外的收获，激发了满腔的狂妄，便又信手拽过两页碎散白纸涂抹一番。不期又登了出来，便生出所谓作家不过如此的感觉。

　　不久竟被邀参加了全市的文学创作会议，可谓一路顺风。在那个会上，我见到了责任编辑。他露出极为诧异的表情，说：“怎么，你竟然是个白面少年？”问其缘故，他说，从纸面上读到那么老到的文字，以为一定会是个长者。

　　听到如此评价，内心受用，话语不禁飘浮起来。责任编辑有些不悦，严肃地说，既然年纪尚小，写作时要体现“认真”二字，要把文章恭恭敬敬地写在稿纸上，不然换了别的编辑，会被当作废纸扔进字纸篓里的。他还告诉我，我涂抹在散碎白纸上的歪斜文字，是他整齐地抄写在稿纸上之后，才拿到排版车间的。

　　我的随意，他的认真，令我面红耳热，一下子顿悟出一个道理：文学是不可玩弄的。

　　事后想来，我的所谓老到，并非一己的质素，而是鲁迅先生的提领——他思想的深刻，文字的老到，影响了我——我写作的起点，是先生的肩膀。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更离不开先生了。我买齐了先生著作的单行本，作为枕边读物；而把堂皇的全集整齐地放在书架之上，作为镇宅之宝。心中供奉着，手边摩挲着，让他的脉搏、体温和气息融入我的生命。

　　一路写来，未见过面的读者，都以为我是南方人，因为我的语言风格有江浙风韵；认识我的人，也十分惊奇，你一个粗犷的京西人，怎么笔下的文字却是那么沉郁精致？

　　既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我的文学，坦白地说，就是沿着鲁迅先生语言的轨迹渐行渐远的。我酷爱他的语言，但又摆脱不了自己的出身，便在京西土语的底色上揉进了先生的“字话”，于是，就有了一种既土又雅、既刚且柔的风格。

　　如此说来，我是先生栽培出来的一棵植株。

　　继而言之，我早期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主要写的是京西乡土。乡土是风情万种的温柔之地，很容易让人沉溺其中。然而，用毛志成先生的话说，凸凹虽然写的是乡土文字，却没有“匍匐于乡土，醉倒于乡俗”，而是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挖掘出了乡风村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蕴，泥土的文字之中有很高的“文化含量”。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文格，还是来自先生的遗传基因。

　　先生的乡土文字，特别是他的《朝花夕拾》，虽娓娓道来，却是对乡土的人性反思和人文批判——他是在给中国的“国民性”作历史注脚，给民族文化惕厉出被善意遗忘的那些真实、深刻而又本质的“遗传细胞”。是别一种杂文！所以，先生不仅赐给了我“物质层面”的语言，也赐给了“精神层面”的思维。

　　对先生就这样默默地追随着，我的文字之道，便有了远行的底气。虽不温不火，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收获。写着，孤独着，也幸福着。

　　就这样，我写出了近千万字的作品，也出版了六十余部集子。而且还一直在不停地写。这是鲁迅生死观的支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工作着才是幸福的；倘不工作，那就是“白活”，而“白活”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但身边的友人也时常给我送上“悲悯”，说，你的文字，虽然有那么大的体量，却没有“大”的影响，价值还常被低估，究其原因，是你不会“经营”。如果你用心获个鲁迅文学奖，就不一样了，你所有的文字，会立刻被带“活”，就脱颖而出，成为不可小觑的大作家了。

　　我笑着回答道，你说得有道理，但伟大的鲁迅得过鲁迅文学奖吗？

　　友人笑着摇摇头，说，真拿你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