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下文坛，抄袭风波频频出现，不少人卷入其中。抄袭之风为何屡禁不止，该如何真正杜绝？另一方面，“文学鉴抄热”之下，该有哪些冷思考？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展开“争鸣”。

写好属于自己的句子

　　■ 王树森

　　宋人黄庭坚论作诗，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此说被后世许多人讥评为“蹈袭剽窃”。尽管这个讥评完全是对黄庭坚的误会，但至少说明，恶意抄袭是公认的文学创作大忌。

　　现实中，抄袭之风长期不止。古代诗歌、戏曲、小说中存在的叠床架屋、千篇一律现象自不待言，到了当代，特别是在小说创作领域，有的给《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机械套上20世纪中国的外壳；有的把林黛玉、薛宝钗们的语言强行嫁接到一个目不识丁的乡野女子身上；更恶劣的是，直接搬运中外文学名篇的现成词句据为己有，有的甚至整行整段复制粘贴，连起码的掩饰也一并省略。全无顾忌之耻，唯收渔利之幸。

　　在笔者看来，文学领域的抄袭现象本质上是盗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的红线。同时，由于文学在引领社会风尚、塑造人文精神上的基础性作用，一旦抄袭盛行，谬种流传，抄袭行为不能被揭露、批评、制止，那么我们的文学生态定会遭遇冲击。坚决遏制文学抄袭，应该成为社会共识，违者必究。

　　从创作本身来说，想要根本杜绝抄袭现象，需要在这几个问题上有清醒认识。

　　一问：独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在哪里？不可否认，我们所生活的时空大体相同，特别是从古至今所形成的生活状态、文化观念与审美风尚基本稳定。但具体到个人而言，经验都是唯一的，能不能抓住这个唯一性进行创造，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作品的成败。

　　李白的《渡荆门送别》与杜甫的《江汉》，皆写长江中游，又同为五律，但前诗写在李白壮年出川之际，后诗作于杜甫晚岁漂泊之时，时代有治乱巨变，诗人的处境心境更是大相径庭，二人正因把握住了这一根本差异，才使两诗绝不雷同而同为高唱。陈忠实坦言自己的《白鹿原》是学习张炜的《古船》，但《古船》着力揭示的是时代波谲云诡背景下民族心理的隐曲幽微，而《白鹿原》则试图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透视大历史的变与常，立意的不同，使两部家族历史小说各臻至境又互为补充。

　　假如创作者不是高度重视个人独特经验，展开深入思考，只剩下简单模仿，甚至是低水平的改名换姓，这种创作显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

　　二问：独创性的文学风格有没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向前贤致敬、与同辈切磋是不可能回避的步骤。但文学毕竟又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性劳动，所谓“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就是这个道理。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杜甫则以“熟精文选理”教子作文，李杜二集化用前代诗句的例子并不少，但那种化用，必然最后水中著盐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一个成熟的文学作者，其遣词造句的明暗、长短、轻重、急徐，都应有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

　　就一些被披露的涉及抄袭的内容看，抛开行为本身的对错不谈，仅从艺术效果上讲，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破绽更易显现，实在得不偿失。

　　三问：能否开掘生活的新原质？作家的创作成就高低，与其对生活新原质、新律动是否敏感根本关联。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但如果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到唐已经发育成熟并为诗歌所完美表现，而唐以后的主流社会运行与士大夫生活样态，直至鸦片战争以前没有根本变化的事实，则可知唐诗之后，五七言诗的衰落实属必然。相反，宋代市民群体兴起、元代传统汉族知识分子云聚勾栏瓦肆等新情况，则直接促成词、曲、话本等表现世俗生活肌理与价值崇尚的新文体的勃兴。曹雪芹的《红楼梦》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小说敏锐捕捉与深刻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覆亡前夜的征兆。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古人尚且有此雄心，当代作家中，像柳青那样，为捕捉新的形象、观察新的生活、培育新的感情、酝酿新的语言而主动要求深入实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当代中国正发生深刻变革，需要作家以极艰苦的毅力勇气在生活中沉潜与发现，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具备创新创造的起码前提，否则，就不可能根本摆脱因循蹈袭的窠臼。

　　孙犁说：“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的大敌。”关键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都要能自觉以深厚生活积累与用心艺术经营为基，始终坚持修辞以立诚的根本操守，写好每一个属于自己的句子，追求文格与人格的统一。作家黾勉而为，全社会共同维护，包括抄袭在内的各种不应有的文学病象，自然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