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侃章

　　《诸暨帖》是一篇珍稀的文献，反映了王羲之的处事风格，也实录了东晋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或因时人重王羲之书法，对其文字稍显疏淡，加之语句简约，略为费解，因而流传并不广泛，有点养在“深闺”的感觉。

　　《诸暨帖》文见明朝张溥辑录《王右军集》卷二短札，亦见《全晋文》卷二十四王羲之杂帖，两个版本文字一致，后人标点上略有差异。全文如下：

　　“诸暨始宁属事，自可得如教。丹阳意简而理通，属所无复逮录之烦为佳。想君不复须言谢。丹阳亦云此语君。”

　　经斟酌校读，在“诸暨始宁”之间当点断，因为“始宁”是一个县，大致处于今上虞南部与嵊州北部之间，行政级别与诸暨相同，东汉永建四年（129）立县，其间起起伏伏，唐武德七年（624）撤销县级建制。主要地盘是今嵊州市三界镇。在“逮录之烦”后宜点断，“为佳”为魏晋书札常用语，王羲之信札中多有“为佳”“皆佳”字眼。

　　白话文大致意思是：“诸暨、始宁的相关事情，自按你的吩咐办理了。丹阳主事者处事简约而明理通达，所嘱之事不必受登录核查繁琐之累，实在是好事。想来你也不必再特地致谢，丹阳方面也让我把此意转告你。”

　　据清朝鲁一同编著《右军年谱》考证：王羲之“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有辞郡帖、恭命帖、殊遇帖、会稽帖、此郡帖，凡在郡论事诸帖（如上虞县事、诸暨、余姚诸帖皆是），皆在后四年中，但不可殊晰耳”。也就是说，《上虞帖》《诸暨帖》《余姚帖》当写于王羲之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后四年中，王羲之在任是永和七年至十一年（351—355）。亦有观点将此帖系于王羲之晚年的358年至361年之间。所说诸帖之事已难“殊晰”，即很难把事情弄明白了。

　　《诸暨帖》没有收受人姓名，也没有提及事情背景，仅为对当事人的复告，只有当事者收阅后，才能知悉帖札含义所在。事情已办妥，但不必致谢，而且“丹阳尹”也是这个意思——“丹阳亦云此语君”。至于所托诸暨、始宁的什么事情？后人已难考其完整始末了。

　　帖中的诸暨、始宁不难理解，即指诸暨和始宁两个行政县。唯“丹阳”要作考释，按照所述内容和行文，“丹阳”拥有行政权，当指丹阳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晋朝时普通郡叫“太守”，而丹阳郡在东晋时是京畿地区建康（今南京）国都所在，所以其长官叫“尹”——丹阳尹。地位等同于西晋时期驻地洛阳的河南尹。

　　那么《诸暨帖》中的“丹阳”指谁呢？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274—？）曾在西晋永兴二年（305）任过丹阳太守，这时的丹阳还是一般的地方郡，并非京畿重地。王羲之也在孩稚之龄。因而从时间节点上，此处“丹阳”不可能指他父亲王旷。

　　与王羲之有书信往来，关系融洽，任过丹阳尹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刘惔（？—348），字真长，东晋名士，永和中任丹阳尹，在任期间亡故。《晋书·王羲之传》中有刘惔、许询、王羲之三人的对话：时刘惔为丹阳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大致意思是：当时刘惔担任丹阳尹，许询曾到刘惔家留宿，床帐崭新华丽，饮食丰盛甘美。许询说：“若能一直保有这样的生活，远胜隐居东山。”刘惔说：“你若明白吉凶由人，我怎能保证一直如此？”王羲之在座，说：“假如巢父、许由遇见后稷、契，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刘惔、许询二人面露羞愧之色。

　　王胡之（？—348或349），字修龄，是王羲之兄弟朋辈中信札往来频繁者，如王羲之为幼子王献之求婚帖中提到：“兄胡之，侍中，丹阳尹、西中郎将、司州刺史”。《上虞帖》中也提到：“得书知问……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又如王胡之离任丹阳尹时，曾写信告知王羲之，王羲之将此事告知友人：“知比得丹阳书甚慰。乖离之叹，当复何言，寻答其书。”

　　王劭（314—369），字敬伦，小字大奴，王羲之堂兄弟，善书，历任丹阳尹、吏部尚书、吴国内史。王羲之《适太常帖》提到了王劭：“适太常、司州、领军诸人廿五六书，皆佳……大奴以还吴也，冀或见之。”大致意思是：“刚刚收到太常、司州、领军等人二十五、六日的来信，都好……大奴（王劭）已经返还吴都，希望能与他相见。”

　　庾龢（316—370），字道季，为东晋权臣庾亮之子，庾亮与王羲之深交，庾氏与王氏同属名门。故王羲之晚年也与庾龢有往来。约升平中（359—361）庾龢任丹阳尹。王羲之《庾丹杨帖》：“知庾丹杨差，数深致心致心。”

　　如果按鲁一同所说《诸暨帖》作于351年至355年王羲之在郡后期，则这个丹阳尹最可能是王劭。如果以王羲之生命最后四年，则这个丹阳尹当是王劭与庾龢之中一人。

　　《诸暨帖》篇幅不长，也无惊人之语，但真实地保留了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处理关于诸暨、始宁的地方事务，与朝中京官书函往来的细节，且妥善办成。这是一份研究当时的政治生态、地方行政与显宦交往的实录文献。较之王羲之著名的书法名帖，此文虽不显见于书法史，但于东晋社会及王羲之文化研究而言，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果从这个视角看，王谢堂前的“燕子”依然在历史时空中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