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

　　小时候住的地方，离家门口不远，有个四川酒家。平时家里来了不速之客，经常拿一饭盒、一小铝锅，到四川酒家去买菜。南京人把铝锅称为钢精锅，那年头，还没有今天流行的不锈钢锅。通常都是买一份狮子头，也就是四个大肉圆，很大的狮子头，价格一元六角。炒一份宫保鸡丁，六角钱，或者要一个麻辣豆腐，四角钱。

　　于是很自然地，知道酒家就是馆子，是高级的食堂和餐厅。去现场堂吃，叫“上馆子”，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那年头没外卖，也没有包厢。反正我们家几乎是不上馆子，想吃，也是带家伙偷偷买回来。在我二十岁以前，也就是文革结束前，去过无数次四川酒家，却从来没堂吃过。记忆中，经常到饭点，会有客人莫名其妙地来拜访，就要留下来吃饭。当时也没有冰箱，烧的是蜂窝煤炉，家里有阿姨，临时加菜还是来不及。匆忙拿起家伙，去四川酒家救急是常事。我太太也帮着去买过，那时候我们还没正式谈恋爱，她是我们家邻居，人还小，很乖巧的一个小女孩，仅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算是青梅竹马。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台湾出版小说，开始与台湾友人打交道。他们来南京做客，看见“酒家”二字便笑，听说还要一起去四川酒家吃饭，干脆大笑。在他们眼里，“酒家”这两个字，是“夜泊秦淮近酒家”的那个酒家，有点暧昧，与“茶室”和“三温暖”一样，很可能是藏污纳垢的风流场所。到了夏天，四川酒家的冷面很有特色，看到招牌上的“冷面”二字，台湾人忍不住又笑，因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差别，台湾是繁体字，冷面写成“冷麵”，简体字的冷面，搁在台湾，意思就是“冷脸”，形容给人看脸色。

　　从字面上看，酒家和酒店也十分接近，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酒家通常只是吃饭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喝酒，就是餐馆的意思。起码在大陆是这样，或者说在南京是这样。酒家的“家”基本没有家的含义，与住宿无关，只是为了满足一张嘴。酒店则完全不一样，酒店的吃是不重要的，甚至可能与吃无关，查百度的解释：

　　酒店（又称为宾馆、旅馆、旅店、旅社、商旅、客店、客栈，中国作饭店、酒店等，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作酒店）其基本定义是提供安全、舒适，令利用者得到短期的休息或睡眠的空间的商业机构。

　　也就是说，酒家的功能不是居住，酒店的功能不是吃饭。酒店和饭店几乎是一回事，南京有住宿功能的场所，更多的是叫饭店，譬如金陵饭店、江苏饭店、大桥饭店、古南都饭店、华东饭店。还有民国时期就大名鼎鼎的福昌饭店、中央饭店、首都饭店。称作酒店的，通常都是后起之秀，而且跟在洋名称后面，譬如香格里拉大酒店、威斯汀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饭店也好，酒店也好，约定俗成，并没有一定之规。意思差不多的还有宾馆和旅馆，还有旅社和旅店，还有新兴的民宿，如何称呼，关键也是看如何组合才好听。如果说香格里拉旅馆、中央旅店，听着总觉得有些别扭。

　　绕了半天，酒店饭店，都是旅馆，都是出门在外住的地方。不过我第一次住旅馆，并不是因为出门在外。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初，祖父叶圣陶从北京过来，说是看望我们一家，看望这两个字还真不是瞎说，那时候，祖父不断地来信，希望我们能够北上，我的父母总是这事那事，抽不出时间，只能让我在假期时过去看望他老人家，祖父因此很不满意，曾写了一组《望江南》，五阕，大发牢骚：

　　三人共，甚日八条来，未欲多留妨正务，兼旬半月总能呆，只要善安排。

　　三人共，有日八条来，此乐吾家前未有，近游闲话几圈牌，团聚惬余怀。

　　八条是祖父北京寓所的所在地，既然我们不能全家过去，祖父便亲自来南京。来了南京，照例应该是住我们家，我们家也足够大，可惜我们家太闹了，动不动会有人来，而且都是不速之客，来了就反客为主，叽里呱啦说个没完。祖父一怒之下，干脆把我们一家都接到外面去住，住在当时的胜利饭店，也就是民国时期的福昌饭店，现在这个名字又改回来了。那时候一个小房间，好像只要几元钱。

　　这是我第一次住旅馆，印象很深，很难忘。再下来就是十年后，上大学，都是在暑假期间。一次是去北戴河，那时候我母亲在北戴河疗养，我太太已经成为我的女朋友，我们借看望母亲的机会，去北戴河旅游。刚改革开放，住宿十分紧张，母亲与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骆玉笙住同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有一个大躺椅，我太太便在躺椅上过夜，我住由猪圈临时改建的简易旅馆，蚊子很多，点了好几盘蚊香，熏得头昏脑胀，仍然被蚊子咬得死去活来。

　　然后就去了天津，我们的目的地是北京，去看望祖父。火车票紧俏，只能买到天津，不得不在天津住一夜。找了一家旅馆，当时旅馆都是男女分开住，要工作证和学生证，偏偏我太太粗心大意，忘带工作证。没办法，只好临时投奔在天津的大学同学。最后借住在他家，我同学还没结婚，比他小的弟弟反倒先结婚了，都住在一起。结果那天他弟弟不知去哪了，或者是上夜班，我太太就跟同学的弟媳妇睡新婚的大床，我则住在同学的房间。

　　现在想想太不可思议，太冒昧了，当时却很自然，好像住大学同学家，有点天经地义。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就仿佛是地下党的一个个联络站和接待处，很多人都这么干过。还有就是与大学同学骑车去浙江玩，那年头工作人员对大学生特别优待，看了我们的学生证，只酌情收半价，当时还没什么民宿，是县城的小旅馆，所谓半价，就是住两个人，实际只按一个人收费，开一张发票。

　　研究生毕业前，去北京出差，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组稿。同行的还是那位一起骑车去浙江的大学同学，我们都已经决定去出版社工作。这是第一次去北京不住八条祖父那里，又找了毕业分配在北京的本科同学，安排住进当时的外交部招待所，这招待所来头很大，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六国饭店。里面的格局，与后来常见的饭店，完全不一样。房间又多又乱，一套接一套，大房间套着小房间，很适合拖儿带女全家来住。住在这里，很容易想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时代，外面再乱，再炮火连天，躲在这避难，有洋人保佑，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这以后，无论出差，还是参加笔会，住饭店的机会就太多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总的大趋势就是，出门在外，越来越方便。身份证明始终不可缺，结婚证已不检验了。住宿条件越来越好，感觉是在不断升级。最初的开笔会，都是两人合住，熟悉的两个人住，不熟悉的也两个人住，住在一起就会熟悉。我们这一茬作家，同睡过一个房间的人太多了，偶尔也会开玩笑，说当年曾经一起睡过。有一次开作品讨论会，苏童以玩笑的口吻抱怨，说妈的，这辈子除了跟老婆，跟兆言睡得最多。虽然玩笑，也属于绝对写实。我们差不多是同时成名，无论在哪开会，会务组很自然地会把我们安排在同一个房间。

　　我和苏童所在的房间，必然也是两人共同朋友的聚集之地。我们的房间永远烟雾缭绕，这个还没走，那个又来了，聊到深更半夜是常事。年轻人再疯狂都没什么，随着年龄增加，马齿徒增，各种毛病联袂而至。打呼噜，睡着了磨牙，入眠时间很难一致。譬如我入眠没问题，遇到枕头就能睡着，却醒得早，一旦醒了，便不能再睡。苏童相反，入眠太难，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睡着，怎么也不会醒过来。于是我们会互相咬牙切齿，既羡慕，又仇恨对方的呼呼大睡。

　　何立伟兄化鲁迅先生诗成为名句，忍看朋辈成主席。转眼间，文坛诸位都成了各级作协的主席副主席。这头衔虚得一塌糊涂，很不招人待见，容易挨骂挨喷，并不被读者看好，但是有个最实际的好处，开会可以住单间。我们私下也曾自嘲，冲着住饭店能享受单间，挨几句骂也值得。不过这待遇很快聊胜于无，现在作协开会，大家都住单间，童叟无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