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给古人“扫墓”
既疯狂又合理
邵岭
■ 邵岭
一年一岁,清明将至,我们来聊个有趣的现象:曹操墓前有人放了止痛药,张居正墓前有人放了痔疮膏,李煜墓前有人留了一张高铁票,身份证开头还是320104(南京市秦淮区)。有人一年跑52座陵墓,有人在元宏墓前哭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回来接着哀悼。
这些事如果发生在一年前,大概会收获一堆“我不理解”。但如今,年轻人给历史人物“扫墓”,已经成了某种可以被认真讨论的文化现象。在小红书、B站等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分享着自己与历史人物“跨时空见面”的经历——这已不再是少数硬核粉丝的孤岛式爱好。
乍看有点疯。细想又觉得合理。实际上,在西方,墓地游早已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肖邦墓前总有鲜花,王尔德墓碑上印满吻痕。维也纳中央公墓里,贝多芬和舒伯特比邻而居,人们像逛公园一样散步、野餐、晒太阳。
但中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墓地既有慎终追远的敬畏,又有敬而远之的禁忌,所以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名人故居,而不知道很多名人的墓地在哪里,更不用说专程前去拜谒祭奠。
那么,为什么这一届年轻人开始对名人墓地感兴趣,以至于像粉丝追随偶像般天南地北地赶去“见面”呢?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比如,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复兴。从“国学热”到“汉服热”,从《中国诗词大会》到《国家宝藏》,从《长安三万里》到《太平年》,这届年轻人生长在一个传统被重新挖掘、审视和推崇的时代氛围里。且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一种当代方式重新讲述。汉服不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更是可以日常穿的衣服;历史人物不仅是纸上的名字,更被影视作品复活在大屏小屏上,还可以做成手办、写成同人、在游戏里操控。可接触、可参与、可共情、可创造,历史就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融进了当代人的血脉,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兴趣。
但更重要的是,给古人“扫墓”这件事,乍看仿佛追星文化的又一种变体,实则一面镜子,照出这一代人内心的渴求。
渴求一种确定性。身处一切都在流动的时代,所有关系似乎都带着“随时可能结束”的标签。但历史人物不会变,他们的生平已经写完。这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成了一种稀缺的精神锚点;渴求一种不打扰的陪伴。现代社会像一架设计精密的机器,少有人可以挣脱需要维护、需要承担风险的人际关系网而离群索居。但和古人的关系却是单向的,没有反馈回路,古人不会评判谁,不会因为失意挫败而疏远谁;渴求一个情感的出口。在苏辙诗中看到“班味”很重的抱怨,正在经历职场焦虑的自己好像有一点被安慰到,在李白身上看到“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因为自己也想从某种重压里解脱出来。
而古代名人的墓地,为这些渴求提供了安放的容器。当年轻人站在一座墓前,便是在一个隔绝了现代喧嚣的场域里,进行一场单向、专注的凝视。那些在书上读到的生平,第一次成为一种可以被感知的存在。
于是,在西方的墓地游和中国传统的祭扫习俗之外,那些去给古人“扫墓”的年轻人,自发创造出墓地的第三种功能:一个日常的、带有社交属性的精神空间。他们不是去朝圣,而是去对话;不是去接受教育,而是去寻找共鸣;不是到此一游,而是心灵返乡。在这个场域里,历史上的名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自己此刻想见的人。
换句话说,年轻人用一种类似粉丝社群的文化实践,重新定义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这对那些有名人墓地资源的地方文旅部门来说,是值得留意的信号——不是“又多了一个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而是“有一种新的需求正在生长出来,值得被看见、被允许、被连接”。
基于这样的认识,文旅部门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开发,而是学会守护。
很多年轻人去的,恰恰是还没被开发成景区的地方。如果文旅部门一上来就圈地卖票、搞夜游、做剧本杀,反而会把最核心的东西毁掉。更明智的做法是,先守护好那些已经自然生长的文化空间,守护好粉丝自发形成的秩序——比如他们自己收拾垃圾、自己收纳信件,这种用爱发电的自主管理比任何外部管理都有效。
在守护既有文化空间的同时,也别忘了给情感留出空间。年轻人在墓前放一封信、一束花、一盒药,看似画风清奇,实则是他们独有的交流方式,只要不破坏文物、不影响他人,能不能在管理上留出弹性?能不能在路口立一块指示牌,让大家少走弯路?能不能在节假日协调几个临时停车位,解决实际困难?这些看似微小的便利,往往比精心策划的“沉浸式体验”更能抵达人心。
在资源的发掘和呈现上,则需要将关注点从事件转向人。
所谓“曹丕快乐亭”其实是河南首阳山一座清代修建的怀古亭,只因为曹丕葬于首阳山,年轻人便不管不顾地将其作为缅怀曹丕的绝佳之地,在那里摆满了手写的信件和曹丕爱吃的葡萄。可见重要的是情感链接。文旅部门不妨跳出文物保护的单一思维,去发现那些虽然不在文保名录上、但在年轻人心里已经活过来的地方,给它们一个名字、一个标识、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一个被链接的可能。
类似的,故居也好,墓地也罢,传统的讲解往往是何年何月生、何年何月卒、何年何月获封、何年何月遭贬,但真正让年轻人觉得“与我有关”的,往往是能够将那些能够将名字还原为人的细节,那些能够引发共情的体验。在这方面,历史爱好者、网红up主其实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机构的合作者,共同设计一些主题探访路线,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由他们来组织小型的纪念活动,让同好有机会交流——让社群自己生长,往往比官方主导更能保留那份可贵的“野生感”。
因为,对地方文旅部门来说,真正的富矿不是那些墓碑和遗址本身,而是人心里的这份需求。能看到它、接住它、给它空间,历史才能真正活在当下,通往未来。
(作者系文汇报特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