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娇俨

　　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的故宫厅，灯光温柔地落在近百件故宫珍藏书画上，仿佛推开了一扇时空之门。门的另一边，是古代“学霸”——中国进士们的书房。

　　“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即将落幕。它带给观众的，不止书法与绘画艺术，更是一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人生样本。有人留下家书，絮絮叨叨叮嘱儿子“努力加餐饭”；有人俯身园中，把紫芥和黄连写成诗；还有人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

　　“进士是科举制度下的成功者，但我们想呈现的，不只是他们‘学而优则仕’的那一面。”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书法组组长、研究馆员郝炎峰说，“这些文物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是让我们看到那些在历史书上的‘文化精英’，其实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

　　43岁才中进士，晚吗

　　两页薄纸，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下的草稿。这是乾隆皇帝御笔写的《御殿传胪六韵》诗稿。正是这两页纸，还原了中国科举史上一个“超级学霸”的诞生。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一个春日，169名考生端坐在紫禁城保和殿里，迎接决定命运的殿试。两天后，读卷官拟出名次，前十名的卷子呈送御览。按惯例，皇帝很少改动名次——毕竟能进前十，水平相差无几，读卷官通常把“书写端楷”的放在前面。

　　没想到，乾隆皇帝认真读完十份卷子，把第四名提到了第一名。拆开弥封一看，这名考生叫钱棨，再一查——他竟然已经是会元和解元了！清朝第一位乡试、会试、殿试皆第一的“三元”就此诞生。在宣布名次的传胪大典当日，乾隆皇帝在《御殿传胪六韵》中高兴地写道：“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

　　钱棨出自书香世家，先祖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自唐至清，科举史一千三百年间，连中三元的只有十三人，平均百年才出一个。他能成为其中之一，靠的是实力，也带着点运气。

　　但命运的笔，并未就此停止。高中状元后，钱棨被授翰林院修撰，入值上书房，担任皇子教师。看似前程似锦，却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卷入一场科场舞弊案——不是他舞弊，而是他担任乡试主考时，下属失职，他因失察之罪被革职留任。后来，钱棨又因在另一场考试中“阅卷疏忽”，被彻底罢官，从巅峰跌入谷底。直到嘉庆帝即位，他才被重新起用，但人生最黄金的十年，已在仕途的波折中耗尽。

　　数据显示，展览中涉及的历朝历代进士登科年龄，从18岁到55岁皆有。人到中年才考中进士，晚吗？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给出了自己的人生答案。

　　他43岁才考中，这个年纪在明代已经可以自称“老朽”。如果徐光启活在今天，简历投出去，第一轮就可能因年龄被筛掉。但历史证明，真正的价值从不因时间而褪色。

　　考中进士的两年后，45岁的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将“geometry”译为“几何”，创造性地确定了点、线、面、直角、锐角、钝角、平行线、对角线等一系列沿用至今的数学术语。梁启超评价：“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几何原本》译成后，徐光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田野，他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本之味，在上海和天津设立农庄进行试验，引种甘薯、棉花，探索北方水稻种植的可能性。这些实践最终凝结成一部50余万字、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徐光启也因此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父亲、知己、“生活家”

　　“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中藏着许多小故事，展现了古代进士们在家国情怀之外的烟火日常。

　　《行书家书》卷，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的进士陆陇其写给16岁小儿子陆宸徴的四封信。陆陇其告诉儿子，读书不是为了空读，而是为了“身体力行”。他还在信里叮嘱：“日间饮食，不可太少”“努力加餐饭”“汝须要一心读书，不可作辍”。在一位父亲心中，所有关于圣贤学问的叮嘱，到最后都化为一句“好好吃饭”。

　　如果说陆陇其的家书让我们看到了进士作为“父亲”的一面，那乾隆皇帝在张照《行书读昌黎集诗》轴上写的一段题跋，则是一段独特友情的见证。

　　张照，康熙四十八年进士，19岁高中，堪称神童。乾隆十年正月，张照在奔父丧途中病逝，年仅55岁。三十年后，乾隆皇帝在张照的旧作上题写了一首诗，专门怀念他：“法书老翰正兼奇，旧集频翻运笔为。所作自惭弗称字，今差称矣彼亡之。”大意是：以前我写得不好，你们都不说，我自己知道；现在我写得好了，可你已经看不到了。

　　这幅作品上，钤着“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方大印——说明乾隆在人生的重要节点，都会把这件作品拿出来看看，盖上当时的印。从登基到成为太上皇，这份怀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张照是乾隆皇帝艺术上的“知音”与“影子”。他的书法取法自颜真卿、米芾和董其昌，形成丰腴流美的独特风格，恰好契合了乾隆皇帝追求的“盛世气象”，被其称为“羲之后一人”。张照更是乾隆皇帝文化事业上得力的参谋。他主持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系统构建了清内府的书画收藏体系，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书画的“宝典”。此外，张照历仕三朝，精通律吕、戏曲、诗文，是乾隆眼中难得的“全才”。

　　郝炎峰说：“这种君臣之间的情义，很少见。它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而是‘不啻家人父子’。”

　　此外，明代吴宽写的《记园中草木二十首诗》卷，则体现了明代中期士大夫的生活美学。

　　吴宽，成化八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他写的《记园中草木二十首诗》卷，记录了自家园子里的二十种草木。

　　他还在诗里记录了与这些草木的互动。朱藤是他“往岁手亲插”，古槐刚开始“憔悴色不舒”，他“爱护至今日，浓阴接吾庐”。他还借草木明志：借石榴说“我独解其缚，高枝遂其性”。

　　吴宽的园子，不只是一个种花种菜的地方，更是明代中期士大夫“日常美学”的缩影。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园居成为他们安顿身心的重要方式。在园子里种花、养草、写诗、会友，既是消遣，也是修身。吴宽记录亲手插下的朱藤、悉心养护的古槐，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恰恰体现了一种“在生活中安顿理想”的人生哲学。

　　正如他自己借竹子说：“因兹悟为学，黾勉在斯晨”——在清晨的园中，他悟出为学之道，就是日复一日的勤勉与坚持。

　　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进士们的人生各有不同，却又被同一条文脉悄然相连。

　　展厅里有一幅《三希堂记意图》轴，作者是董邦达，雍正十一年进士。这幅画的诞生，源于一个著名的文化故事。

　　故宫养心殿西暖阁是帝王召见大臣、批阅章奏的地方，旁边的小套间便是三希堂，三件东晋书法名迹《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被乾隆皇帝珍藏于此。乾隆皇帝还命董邦达创作一幅贴落画来装饰三希堂。董邦达最终选取“羲之掣笔”的典故入画。

　　这个典故出自《晋书·王献之传》。王献之自幼学书。有一次，王羲之悄悄从背后突然抽动儿子手中的毛笔，竟未能拔出。王羲之欣喜地表示，此儿日后书法必享大名。后世以“掣笔”比喻对书法的痴迷与天赋。董邦达用此典故入画，意在传达：三希堂不仅是收藏之所，更致敬历代书家“痴于艺”的精神传统。

　　王羲之是“书圣”，王献之、王珣都是王氏家族成员，董邦达以王献之少年习字的场景烘托“三希”的家族传承，巧妙地将三件法帖串联于同一画面中。这幅画作本身，就是一次“以画证史”的实践。三希堂只有4.8平方米，大概相当于现在一间衣帽间那么大。就在这小小空间里，三件稀世名作，一幅命题绘画，共同演绎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秘藏”传统，使文物免于兵火损毁。但“藏”的局限也显而易见：文化珍品与大众隔绝，无法滋养更广泛的人群。直到百余年后，光绪二十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接受并实践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理念。

　　这一理念源自欧洲启蒙运动，认为文物不应属于私人或皇家，而应属于全体国民；博物馆不是“藏宝阁”，而是“启智之所”。

　　南通博物苑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为了扩充馆藏，张謇不仅捐献了自己的收藏，还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

　　“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展出了一封张謇写给端绪的信。端绪的哥哥端方是清末重臣、金石书画收藏大家，曾答应以“拓本数十、陶器十数”相助南通博物苑。1911年，端方意外去世。第二年，张謇写信给端绪，开列出60种金石类文物的名单，希望能够“践陶公之约”，“以永公之精神及遗爱于南中”。

　　这封信写得恳切，张謇的良苦用心深藏其中。他在创办南通博物苑时明确提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要把博物苑变成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从三希堂到南通博物苑，从帝王私藏到公共教育，这是一场关于“文化属于谁”的观念革命。张謇那一代知识分子，用实干完成了从“秘藏”到“公器”的跨越。

　　那些泛黄的家书、工整的楷书、细致的花鸟，曾经是属于一个人的私密世界。如今，它们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千年文心，在一笔一画间流淌。文脉，从来不是抽象的，它藏在打动人心的细节里，等待着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