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旭烽

　　唐宋之间有一小段历史，世人以为既混乱不堪，又乏善可陈，唐朝近三百年谢幕后，文明便被一道断崖深渊割裂，华夏仿佛突然返祖，生出个恶魔怪胎，肆意暴虐半个多世纪，上托不住唐，下接不了宋，天长日久，五代十国被描述成一个几乎没有来龙去脉的时空单元。

　　倘若我们能够完整精细地爬梳五代十国，找到地域的一块金瓯碎片，便会发现，那是一片镌刻着中华文明的全息载体。以往数千年的来龙在此中蕴藏，往后数千年的去脉在此中流淌。五代十国并非只有返祖怪胎，也诞生了人类的优秀极品；五代十国并非只有丛林法则，也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五代十国并非只有寡廉鲜耻的斯文走狗，也有埋头苦干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文明的火种没有熄灭过，它藏在一个家族的未来理想中，以伟大的纳土归宋为标志。

　　仿佛就为了迎接一个太平年景下喝杯热酒的和平时光，2026年初，央视播放了反映五代十国纳土归宋历史的48集历史剧《太平年》，而笔者则在不同的景况下连看了三遍。一遍是正式播放前审片，十天十夜独自连看50集；第二遍以茶文化使者身份出国，在阿联酋的迪拜和沙迦，从手机中看了48集中的多集；第三遍已是回国后的元宵节前后了。彼时，迪拜机场刚被无人机轰炸，想起不久前，我们的茶文化访问团在“未来之眼博物馆”流连忘返，二十几个国家的民族遗产团体在月光下歌舞升平，恍然隔世。此时回望千年前的吴越国，钱氏家族的三代五王，那些践行家国同构、纳土归宋、保境安民、和平统一的伟大的先贤们，焉能不感慨良多。

　　五代十国曾经是笔者攻读历史学时最为头疼的朝代，但毕业论文为灵隐寺概论，还是涉及了吴越国时期的历史遗存。21世纪初，笔者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反映吴越国的长篇历史小说《斜阳温柔》，又在雷峰塔下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签订新编历史剧《吴越王》的剧本创作协议，渐入吴越国文化之堂奥。

　　后入浙江农林大学授教，笔者身在吴越国文化的孕育中心临安钱氏故里，写成《王兮王兮归去来——吴越国的君主们》和《吴越一王驷马归——〈钱氏家训〉释读》两本学术随笔集。2025年担任了浙江广电集团拍摄的五集电视专题纪录片《吴越国》的文史总顾问，近日又完成话剧剧本《吴越国的斜阳》。

　　在此人文积淀下三看《太平年》，心得当用“澎湃”二字形容。

　　就吴越国文化自身而言，并无脱离华夏正朔而标新立异、剑走偏锋、别出心裁，核心思想依旧是正统的儒家文化精神，自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和谐宽容、慎独自省，这些精神一直是作为华夏民族的主旋律思想，支撑起中国文化圣殿的。吴越国可贵之处，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精神返祖的“丛林时代”，始终坚持延续着历史正脉，以社稷为上，就此构成特有的精神气质。

　　笔者观电视剧《太平年》，有个非常直接的价值导向：盯住吴越国是如何实现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这部作品给人留下了全方位思考，但核心依然回到初心：吴越国为什么要纳土归宋？它是如何纳土归宋的；过程中家国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什么精神支撑使历史的参与者完成了这一神圣的跨时代运作。

　　从《太平年》看纳土归宋，笔者理出四条精神支撑。

　　首先是众所周知的“祖宗有训，迎候真主”。

　　在宗法社会中，祖宗之法，是最不可撼动的权威。钱弘俶面对的，并非一个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何去何从之问。这一时代难题，不但从祖父时代起就已存在，并且先人也为此作出了明确答辩。武肃王临终时交代，中原如遇真主，即刻归附。这一基本国策，在吴越国建国早期就已定位，中华枢纽，非中原莫属；我等儿孙，以何法违之。故吴越臣服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尊奉中原文脉的国家中心，是因为我们仰望的不仅是浩瀚星空，更是天道有常的法则。随着历史演进，一再证实祖上的判断是正确的，从保境安民，到保族全民，势必会走向纳土归宋。

　　《钱氏家训》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提供了一道光线：即便是在啖人吸血的至暗时刻，在吴越国，礼乐文明、仁爱精神、秩序规章、诗情画意，依旧在中华家庭中潜伏，在中华家族中珍藏，在中华宗庙中默诵，在星光洒射时修复。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实证。在五代十国，有《钱氏家训》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盛开的精神花朵，更有在祖训指导下的国家命运走向。

　　相信会有人反问：祖宗何时直言，唯中原方为中国之中？祖宗何时明确提出所谓事大就是事中原？为何我江南吴越就不可成中国之心？

　　千年前的钱氏三代五王，朝臣间也一定反复论证过此题，最终得出结论，以为中华以中原为中，人心向背，自然聚之，中原不合，天下分崩，我等边陲，终无宁日。两浙百姓，盖因蒙恩华夏前朝气象，百年来和平生息；尤其是钱弘俶，亲见南唐依仗其土地丰饶，欲取代中原，却终无中原正朔史脉气势，故气息日渐羸弱。其余诸国，前蜀、后蜀，大闽、大殷，南楚，南汉……哪一个不是乍暖还寒，终究式微……故祖宗的经验教训，并非是愚忠僵化执行，而是在实践中印证的真理。

　　其次为“民贵君轻，社稷为上”。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钱弘俶继位后，励精图治，下令历年欠税尽行蠲免；境内田亩荒废者“纵民耕之，公不加赋”，民心大悦。又置营田卒数千人，以松江辟土而耕，达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斗米十文。后周广顺三年（953），境内大旱，民有卖儿女的，钱弘俶下令由官府出粟帛赎回，归还其父母，并开仓赈恤，缓解灾情。

　　从保境安民，到保族全民，再到纳土归宋，没有一个不是在说天下百姓之命，本就不曾轻于君王；何故为一人一族之“死节”，使生灵涂炭，灭族亡国，这不符合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要知道，凡战争，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是要死人的，故李白诗云：“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儒家文化精神通过《钱氏家训》一直在钱弘俶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故滋生出慈悲爱民的圣人精神，指导了他一生的英明选择。

　　第三为“家国同构，谋利天下”。

　　这块精神基石的夯定，应该是在唐末的最后数十年间。《太平年》出于篇幅所限，未从初起叙述，我们不妨在此脑补。

　　钱氏一族沿袭黄帝一脉而下，以中原为本，是此族的生命基因，而吴越斯民，自然便是大中华的一部分。故在吴越杭州，有保家卫国的八都义兵，有数起打败侵略军的两浙保卫战，更有平定董昌称帝的护国之举。而唐末朝廷赐给钱氏一族的“金书铁券”，更是划时代的标志。钱氏一族以此作为中华一统的铁证。纳土归宋，对延续三代五王的吴越国君而言，逻辑自洽，自圆其说，是一个“本来就是如此，如今回到本来”的闭环。

　　吴越国作为东南一隅的偏安之邦，从未有过抢夺他国、自立中央、夜郎自大式的小国寡民之态。相反，吴越国是以中原为王朝首都而自豪的，对他们而言，“事大”是一个褒义词。故最终的纳土归宋，是一种君臣与国民的多向奔赴。在此之前的近百年间，吴越国从未向中原王朝断贡；统一的号角声中，每一次呼唤吴越国都率军出征。尤其是最后两场战争，无论征南唐还是讨北汉，钱弘俶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亲率大军出征，连赵家天子兄弟都深为感慨。

　　纳土归宋是一种历史自觉，笔者尤其不赞同把其根本原因归于钱弘俶害怕战争，担忧百姓受难、自家灭族。如果仅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便无法解释吴越与南唐间为何会形成如此水火不容之态。

　　在历史上，究竟以南北划江而治，还是一个大中华的天下之论，是一直存在的不同政治主张。正因为钱弘俶是“一个中国”的坚定的捍卫者，纳土归宋，最终才会实现得那么丝滑。

　　故而，钱王不要千年国祚，百年太平足矣；不要穷兵黩武，保境安民足矣；不要舞枪夹棒，饱读诗书足矣；不要声色犬马，举家和睦足矣；不要独姓君临，乐土一统足矣。

　　今天依旧有人，把纳土归宋视为“投降”，视为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一叶障目式视角，需要更多的传播手段来加以矫正。

　　四为“六相为一，舍别归总”。

　　较为遗憾的是，《太平年》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除儒家之外的任何信仰，而在作为东南佛国的吴越，佛教文化对纳土归宋是起着相当重大作用的。历史上的佛家“舍别归总”思想，是钱弘俶下决心归宋的重要推力。

　　公元975年，作为吴越国国师的延寿法师圆寂前曾叮嘱钱弘俶“六相为一，舍别归总”。所谓六相，乃“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总相”，此六相尽在一切中，亦在一个中，彼此本无碍。“六相为一”是放下一切欲望的重要指导，从消极方面说，它有虚无主义指向；从积极方面说，从中提取出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大乘精神，是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国君臣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

　　我们以钱弘俶的七言律诗《宫中作》（收录于《全唐诗》卷八）为例，该诗推测为其纳土归宋前政治抉择时期所作：

　　廊庑周遭翠幕遮，禁林深处绝喧哗。界开日影怜窗纸，穿破苔痕恶笋芽。

　　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结冰花。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

　　这首诗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注视维度：思考个人在时代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就纳土归宋而言，钱弘俶个人气质和性格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以为这是很重要的。这在《太平年》剧中有很好的反映和开局，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还可以更加地深入。

　　比如我们从“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这两句中，分明看到了他那超然局外的价值取向。深宫书院，日影入窗，轻寒微暖，小池薄冰，晚烹露茗。作者借谢安弈棋典故，将心中波澜淡淡析出，世界浮躁世俗，我则淡泊超脱。钱弘俶的内心有禅意、有隐逸，深藏在独立而强韧的个性底层。同为国主，他和李后主自然非常不一样，但就天性而言，在帝王之志上，他们是一样的，都无经天纬地雄心，都有志在他处之念。后主重自尊，钱王重家国；后主重文艺，钱王重佛法；后主溺深情，钱王超格局；后主大偏科大天才，钱弘俶入日常调均衡，他们的性格都影响了他们的家国走向。

　　回到当下观看《太平年》的语境，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我们的国产电视剧不断进入世界文艺高端平台，尤其是剧本创作。它跨越了好莱坞式的故事节奏，创造了丰富立体的中国人性格调，文言文的精准美妙加之白话文的朴素活泼，使一种别具特色的历史叙述得以亮相。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诞生，而是回归。创作者开始重新捧起文史不分家的久远传统，追寻司马迁的《史记》足迹，沉吟于无韵之《离骚》的意境。

　　它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它是如何把巨大的历史伤壑惊心动魄地呈现出来的——比如张彦泽的提刀杀子；如何把掉进夹缝深处中的辉煌人性成功打捞上来的——比如水丘昭券的君子气度；如何把人物立体而尖锐的命运塑造成在逻辑上合理自洽的——比如胡进思的兵变；尤其深刻的是，它如何捕捉那历史的微妙一瞬间，让细密的必然与偶然就此扑面而来——比如周世宗最终停留在光明与阴影的一线之间。其中有太多与当代的对应之处，千年史事与当今职场由此作了某种时尚对接，其先锋锐气的魅力，也越来越使更多的年轻人“入坑”。

　　归根结底，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创作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观的胜利。它无声地进行了一场人物定位的破圈运动，否则我们难以想象，“儿皇帝”石敬瑭托孤这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场景能够被表达；桑维翰这个卖国贼的爱国真情和慷慨赴死能够被抒发；李云清的奸细下作与忠诚不二可以并驾齐驱。

　　在众多人物中，钱弘俶是最具备艺术张力的一位，一方面他内心渴望出局超脱，另一方面他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不折不扣地以身入局。他要在把握好大方向的同时，应对诸多支流分化力量，进行细微耐心的平衡和相对公正的处理；尤其是面对各种纷扰时，如何以大局为重，消除误解，化解矛盾，稳健向前，这与他跳脱的天性是相抵触的。而恰在此时，他又迎来纳土归宋这巨大的历史转折点。

　　因此《太平年》对钱弘俶的人物张力，似乎还可以有更为深入的挖掘。钱弘俶的外在压力和矛盾，在于如何以细致入微的方法找到家国的合理出路；同时，他对故园的留恋与割舍，又极其惆怅、深刻与私密——这是一个人在灵魂依恋和理性判断中的南辕北辙。而这一人物丰厚的“毛边”和品性的自我对立，的确让笔者想到了莎士比亚戏剧。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伟大心灵悲剧，也是无法回避的时代下个人的命运。其实这个问题在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时也存在，一个人即便在所有外在理由都充足的条件下，其历史选择如果没有内在理由的加持，人物塑造难免带上了一层滤镜。想要立得住、自圆其说，只有正视真实的存在，在《太平年》这一群帝王设计中，郭威父子的人物塑造就做到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学界和大众对纳土归宋历史大事件的解读，是较为粗率的，故而我们雀跃于电视剧《太平年》的横空出世。

　　由《太平年》引发的吴越文化讨论，后劲尚足。今年春早，陌上花开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尽可缓缓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