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访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贡森
本报记者 周宇晗 吴晔 编辑:李雅南
提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要惠民生,还要促发展、促增长,实现民生与经济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十五五”时期要通过改善治理手段、突出保障重点、调整保障目标,给全体人民以稳定的、可靠的未来预期。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应完善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制度,推动银发经济和社会保障的良性互动,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数字浙江”蓝图,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访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贡森
■ 本报记者 周宇晗 吴晔
社会保障体系被称为民生“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在维护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强调“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时期是浙江持续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突破提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浙江如何以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抓手,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并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贡森。
社会保障体系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成功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您看来,当下继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贡森: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保障不仅是民生底线的保障工具,更是宏观经济的重要调节器和推进器。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发展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增长,同时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参与和脱贫。比如,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劳动力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等,既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发挥了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作用,有效降低了一部分人群因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致贫返贫的风险。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2.49亿、3.05亿。
如今,中国正在探索有利于增长的共富发展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必须以有助于增长为前提条件,“分好蛋糕”要有助于“做大蛋糕”,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更高层次的均衡。因此,中央多次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是如此,不仅要惠民生,还要促发展、促增长,实现民生与经济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进一步优化再分配环节,不断扩大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最低标准,更好发挥兜牢民生底线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民生不断消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居民的消费率,拓展发展的空间。
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
记者:“十五五”时期,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哪些新形势、新挑战?国家和浙江省域层面均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要求,其中蕴含了哪些时代考量与现实需求?
贡森: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4%翻倍至现在的约8%,但与其他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相比,比重依然偏低。另外,我国社保支出向养老金等“经济保障”倾斜,医疗卫生等“服务保障”和“社会投资”领域的支出占比相对不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也要不断提高,而社会保障是重要的衡量标准。
从国内现实情况来看,当前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有差距,部分领域还存在一定的逆向再分配问题。如由于开办年限、制度设计和征管依据不同,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等不同群体的基础养老金的绝对数额差距较大。城乡之间、省际之间的保障水平也有所差异。未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老龄少子化和就业形态多元化,社会保障体系还将持续面临基金收支压力增大、覆盖不均等结构性挑战。
“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适应”。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正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一场考验。更加优化,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实现从“事后补偿”向“事前促进”、从“被动兜底”向“主动引导”跃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可持续,则要求各项制度长期稳健运行,尤其要重视社保资源的代际均衡,给全体人民以稳定的、可靠的未来预期。
具体而言,有以下三方面重点:
一是改善治理手段,提升社会保障收入征缴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增加投入。国家提出,“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除此之外,还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居民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登记系统,为建立“按能力缴费、按需要享受”的公平可持续体系提供治理基础。这既有利于社保基金的有效征缴,也能帮助精准定位需要保障的重点人群。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当前的重点有: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增强社会救助制度的就业促进功能等。我建议,还可以探索建立国民基本收入保障制度,参照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设计基数,对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国家财政进行保障,对有能力工作者进行最低工资立法保障。
二是突出保障重点,厘清政府和市场的保障责任边界。对于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经济保障,国家责任重在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应保持适度的待遇水平,避免“福利依赖”,在多层次经济保障上要减少国家责任。对于医疗卫生等高风险的服务型保障,国家要承担更大的保障责任,保证人民群众公平享受基本健康服务。对于护理、助餐等低风险的服务型保障,国家要减少直接责任,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养老院等护理机构及餐饮机构增加供给并改进服务。
三是调整保障目标,从侧重关爱走向关爱、自爱和社会治理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多重目标的统一。尤其是我国已面临规模巨大的老龄化浪潮,不仅要倡导对老年群体的关爱,还要鼓励老年群体自爱,强化自我保障的主体责任。在提供必要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应考虑通过老年群体再就业、低龄和高龄老人互助、家庭赡养和社会帮扶相结合等方式,既减轻社会负担,又使老年群体实现自身价值。
为了发挥民生保障的经济促进作用,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从以事后补偿为主,向以事前投资和机会均等为核心的“发展型社会保障体制”转变。这要求我们转变理念,正确认识教育和医疗卫生的社会投资属性。新加坡人均寿命排在全球前列,但国民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只有4.5%。这是因为,新加坡推行了以预防保健为核心的健康政策。政府通过高税率管控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大力建设公共健身设施。民众可以与专属的全科医生商讨保健计划,医生在开具医疗处方时,还会开具社会处方。我国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有益经验,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国民基本保健制度。关键在于减少药品、住院费等“物”的消耗,增加对“人”的投入,如改革公立医院的激励机制,提高医护人员的薪酬待遇;加大对基层专业技术的补充力度,强化国民健康管理,防病于未然。
以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记者: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重要内容。您认为,浙江在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有哪些独特优势?
贡森:一是起步早。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明确作出建立大社保的战略构想。历届省委、省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全国较早构建起社会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慈善“六位一体”的大社保体系。
二是基础好。浙江市场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活跃。一方面,各级政府有相对充裕的财政资金,有能力在强化社保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另一方面,浙江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特色,改善民生保障供给,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多样化服务。
三是社会氛围浓厚。浙江政府崇尚实干,善于通过制度性改革,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浙江人民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慈善文化、志愿精神蔚然成风,为实现共同富裕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记者:您认为,“十五五”时期,浙江应把握哪些着力点,以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贡森:浙江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社会保障领域面临的一些挑战具有全国共性。通过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样本。
比如,加快完善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制度。作为经济大省,浙江具有相当规模的流动人口。应进一步放开参保户籍限制,探索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探索出台更多适应新型劳动关系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办法,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管,保护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劳动权益。
又如,积极应对老龄化,推动银发经济和社会保障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开发更多“适老化”岗位,支持公共部门、基层社区推广“以老助老”服务模式,拓展老年群体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拓展老年助餐、社区便民、老年健康、养老照护、老年文体等服务,让老年群体幸福而有尊严地度过晚年。
再如,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数字浙江”蓝图,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水平提升。依托数字政府建设的良好基础,浙江可以率先探索建立居民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登记系统。此外,进一步推广“AI+医疗”“AI+养老”“AI+社会救助”等人机协同新模式,推动优质社保资源和公共服务下沉,持续缩小区域、城乡、代际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的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