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亚洲

　　常去桐庐，桐庐山水的“潇洒”不用说了，“潇洒桐庐郡”乃是范仲淹一锤定音的，音准明确。

　　那位稳稳坐着的严子陵，便是一方篆章，压得很鲜明。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扬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与景完全嵌合。

　　可以说，严子陵躺下，就是一条富春江。

　　富春江流的是世间最自然的东西，流的是大自然的本质；所以坐于富春江畔，不管手里有没有一柄钓竿，心里都能生出一点阅世感悟，思绪会像波纹一样点点颤动，如风，如桃花雨，如鸭蹼对春水的撩拨。

　　元代的黄公望，之所以愿意在年近八旬之时，精心勾勒包括严子陵钓台在内的富春江景色，除了有人邀约作画外，也是寄寓了他对隐逸古风的肯定，对道法自然的赞颂。

　　黄公望觉得，也只有富春江，能寄寓一个人全部的人生。

　　这是他八旬之时的痛切认识：也只有富春江了！

　　说到黄公望笔下的富春江，其五有四，在桐庐县境。黄公望不仅勾勒了严子陵钓台，还描画了大奇山、瑶琳仙境、深澳古村，以及包括龙门峡、子陵峡、子胥峡在内的“富春江小三峡”。整幅画以淡雅的墨色为主，仅于山石之上略施薄墨，刻意营造秋初富春江两岸的一种朦胧而深远的美，用墨极其洒脱，视角自由无拘，笔力十分雄健。这幅取名《富春山居图》的巨幅画作长达七米，由六张纸接裱而成，完成后即轰动天下。

　　说黄公望此作“笔力十分雄健”，也正是夸到位了，想想他其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是个走路都难以健稳的人了，居然还登山涉水，沿江跋涉，“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整整画了四年，直至其八十二岁，才掷笔长嘘，大功告成。

　　托他作画的是他的全真道师弟郑樗，道名“无用师”，一托他，他便应允，他愿意成人之美，他的师弟愿意以一道富春江来装点住宅，他是十分赞同的，他其实也很愿意伴江而眠。

　　他要画出严子陵的精神，他要画出自己的精神；其实他就像严子陵一样，一躺下，也是一条富春江。

　　一提起黄公望，我就会内心激动，是我本家，是我祖上，怎么会不心生自豪。

　　但是这份自豪，也曾经动摇过一时，因为后来晓得，黄公望本不姓黄，而是姓陆，乃黄家养子，这当然有点小小的遗憾。

　　这位姓陆名坚的男孩，并非浙人，出生地乃江苏常熟。当时，时运不济，尚年幼，家乡便遭入侵江南的元军铁蹄践踏，父母双亡，于是族人做主，十岁之时过继给了一位居住在常熟的浙江永嘉平阳人，这位平阳人恰是姓黄。

　　而且陆坚的改姓黄，在当时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养父黄乐已是九十高龄，膝下终于有子，怎不兴奋至极？连呼苍天有眼，四邻友人也纷纷跑来作揖恭维：“大喜，大喜，黄公望子久矣！”

　　年届九旬的黄乐顿时抚掌大笑：“同喜，同喜，犬子姓名有矣！”

　　于是，世间有了一位姓“黄”，名“公望”，字“子久”的少年。

　　说黄公望是天才，决计没有疑问，但对一个天性孤高的人来说，人生磨难，乃“七分天注定”，很难逃过的。

　　首先是，他的九十多岁的养父撒手人寰，他所接收的遗产也陆续被他变卖了，充作自己游历四方的旅资，且旅资花得很快，不久就见了底；依我想，青年黄公望当年的旅行必是相当洒脱，全属“豪华游”，不带节俭的。

　　之后，人生的磨难接踵而至。二十五岁那年，他投靠浙西廉访使徐琰，成为书吏，但因那日心血来潮穿上一身道袍赴宴而让徐琰恼怒，当众斥他“穿得像个野道人，也配谈经世济民？”于是，脚一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炒了官府的鱿鱼，辞职不干了。他的“孤高”，确实是不拖泥带水的。

　　于是，他找当时名声大噪的“书画领袖”赵孟頫学画去。

　　黄公望而立之年就画艺精进，好几幅习作皆小有名气，因而又挟着这股名气投到江浙行省平章张闾的府中，再度成为书吏。哪里晓得平地起雷，祸从天降，投身豪府反受豪府牵累。原因是，这位张闾不争气，因“贪刻用事”“括田逼死九人”引发民暴，弄得京城的元仁宗拍了龙案，极其生气；这份气也同时撒到了黄公望身上，不仅张闾被治罪入狱，负责经理田粮事宜的黄公望也得追随坐牢，在杭州大牢里接连吃了三百日碗中满是沙砾的囚粮。说实话，这份苦倒还不算苦，真正使黄公望感到痛苦不堪的是，就在自己锒铛入狱之时，有消息传来，朝廷恢复了科举。这真叫人惊悚了，要没有这场牢狱之灾，满腹经纶的他完全可以通过科举，正式博得功名，而拥有一番可圈可点的仕途。

　　不仅黄公望在大牢中长吁短叹，连他九泉之下的高龄养父黄乐也自会跌足长叹，“黄公望子久矣”，然想不到此子竟然与功名无缘而同锁镣为朋矣！

　　自杭州大牢中出来的黄公望，年届半百，显然已经看淡人生了。人生不过尔尔，功名利禄不过尔尔。这时候的他，已不再是像年轻时那样偶尔穿一身道袍以示奇崛，而是扎扎实实地入了全真道，正式成为一名黄冠儒服的道士，自号“大痴”。

　　其实是“大不痴”。这个情况，大家肯定都看出来了。

　　富春江也看出来了。

　　这时候黄公望离开杭城沿江西行，一路走在富春江边，其目光，其神态，其步姿，其嗟叹，与三十几岁的黄公望、四十几岁的黄公望，绝对是大相径庭了。富春江简直可以认其是自己溅上岸的一朵身着道袍的波浪，也可以认其是蹲守于江边的始终手抚江水的一丛芦苇。

　　从此，这位自号“大痴”的道人一边在人间卖卜算卦，以此维持生计；一边泼墨作画，以山水间引天地之气为友；虽说他的同道兄弟“无用师”在近三十年后才委托他作《富春山居图》，但就思想境界而言，他当时就已经在“道”的高度上，完全把握住了富春江的精神实质：真切、散淡、清澈、浑然、野趣、无为、无粉饰、无雕琢、无功利、无张扬。

　　这是一条真正的水，一种最自然的生命律动，就如他自己的整个后半截子命运。

　　也因此，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动笔画《富春山居图》，用时整整四年，到他八十二岁时大功告成，纯熟地把整条富春江提上了哲学的高度，里面不仅有山水，还有人生、道统、政治、哲思。这幅近七米长的艺术精品，不仅使他的同道兄弟郑樗惊喜，如获至宝，同样也使他本人大感满意，认为自己手上的笔墨功夫以及脑子里的所思所想，统统都在里面了。

　　在把这幅精妙的画作递送给自己的师弟之前，他特意在画作的尾端题写了一段跋文。这一题跋，不仅简要阐述了画作的创作过程，还公开表达了对画作未来命运的担忧。他在跋文中直截了当地用了“巧取豪夺”这四个触目惊心的字眼。

　　我总觉得“巧取豪夺”这四个字用得极好，不仅字面触目惊心，而且预测入木三分。他的目光透过这幅画，看到了自己笔下的山水在百年后乃至千年后的命运。这种命运是起伏跌宕的，因为有人将巧取豪夺。

　　我还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黄公望之所以能做出这种预料，是因为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幅稀世珍宝；因为他在当下的艺术处理上，对富春江大胆地进行了“巧取豪夺”。

　　这才是关键。

　　说“豪夺”，是因为黄公望敢于总揽全局，敢于高屋建瓴地进行整体概括。富春江自有“山青、水清、史悠、境幽”的“小三峡”魅力，水流开阔，江岸曲折，两岸青山连绵起伏，河谷遍布阡陌村落，其整体的从容与潇洒甚具人格魅力；而历经人生坎坷的黄公望对富春江的深刻理解和全情投入，恰使他完全有把握在整体上概括、提炼、界定这条内涵及其深邃的大江。

　　说“巧取”，是因为黄公望善于布局，善于从细微处着眼。他的布局疏密有致，左侧山体布局繁密，林木茂盛而不杂乱，右侧江面则笔触简约而现辽阔，并以扁舟的轻盈衬托江水的浩渺，匠心独运。画中所展现的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如樵夫、渔夫、书生、行人、村舍、小径、草亭、野凫，无一不是“巧取”之典范。

　　也正因为黄公望在艺术上对富春江进行了如此精巧的“巧取豪夺”，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同年代各式人等对这幅旷世佳作的“巧取豪夺”。当年黄公望掷下画笔之后忧思上头的预感，绝对不是多余的。

　　带有传奇色彩的“巧取豪夺”连续剧，果然，一幕接着一幕。

　　这幅画问世百年后，就被明朝大画家沈周收藏了。“无用师”当然早已不在人世，这幅佳作也几易其手，辗转多方，才落入沈周之手。应该说，由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沈周精心保管这幅画，亦不是坏事，问题是沈周太喜爱这幅画了，看到画上的那些跋文都已模糊，想锦上添花，恳请一位朋友好好地写一个题头，便寄了过去，后来的严重问题就出在那位朋友的儿子身上，不争气的儿子想银子想疯了，竟然把父亲收到的这幅画偷了出去上市变卖，沈周耳闻这消息如遭雷劈，也像他朋友的儿子一样几乎疯了，再三打听之下，便知这幅名作的转手价，已经贵到连自己都买不起了。

　　连续剧紧接着有了转折：之后，沈周竟然在自己的朋友樊舜举家中看见这幅真迹。这位樊舜举在苏州为官，官职是苏州府的节推，人称樊节推。据其所言，也是知道了沈周丢画之后，便一直留意在市面探寻，果然得以访见，立即重金购下。当然，这位樊节推获得至宝，也是不肯把这幅稀世珍宝赠予沈周的了，朋友是朋友，宝贝是宝贝，甚至这位樊节推反而央求老友沈周下笔，为这幅画题个跋。

　　这么做，对于沈周，也算是一种慰藉。

　　情节跌宕的连续剧继续：这幅旷世名画之后转马灯似的在民间流转，直至公元1570年，被江苏无锡籍的擅长花鸟画的明代画家谈志伊收走；又直至公元1596年，被江苏华亭籍的擅长山水画的明代画家董其昌收下；关于这位董其昌，倒要多说两句，此人虽曾官拜礼部尚书，显赫一时，但其晚景凄凉，经济窘迫，主要是儿孙好赌，欠了一屁股债，总之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动了出卖名画的念头。我猜想他决定卖画的时候情绪是崩溃的，他会想起自己三十九岁那年得到这幅画时的狂喜劲儿，那时的他曾经狂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

　　总之，这幅名画现在已经卖给了江苏宜兴的吴家，同时，惊心动魄的火焚之灾就出现了，在那个可怕的白天，在那张可悲的病榻之下，几乎一炬而尽。

　　关于遭逢火焚这件骇人的事，并不是吴家的收藏第一代所致，而是吴家的收藏第三代吴洪裕所为。这位吴洪裕也不是恨死了这幅画才烧的，而是爱死了这幅画才烧的，他迫切希望自己在阴间也能时时欣赏到这幅旷世名作，所以决定带其去黄泉路。吴洪裕也不多烧，就烧两件，这两件是他须臾也不得离身的心肝宝贝。一件，是书圣王羲之后裔、隋朝僧人智永的草书《千字文》；另一件，便是黄公望亲绘的这幅七米巨作。

　　火焚还有庄重的仪式感，一天焚烧一件。头一天烧的是《千字文》，一字不落，全成灰烬。

　　第二天，便轮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手绘长卷《富春山居图》。

　　次日天明之后，当垂死者又被抬到庭院，睁开虚弱的眼睛，他的那些孝顺的子孙便恭恭敬敬地从“富春居”里搬来了七米巨画，并且，也按昨日的样式搬来足够的木柴，噼噼啪啪地引燃了火盆。

　　这是历史在燃烧。这是艺术在燃烧。这也是一条真正的富春江在燃烧。

　　幸亏在中国形象的俗语中，有“不幸中之大幸”这一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垂死者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这位身手敏捷的年轻人显然早有所准备，他及时地挡在病榻前面，手脚飞快地抢下了正在火焰中挣扎的《富春山居图》真迹，而将事先准备好的另一幅画轴及时带入了火盆，让其复举火苗。

　　“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是对这位年轻人手脚敏捷的生动描述。应该说，在中国的绘画史上，这一“起红炉而出之”的动作是最为感人的，一个有头脑的年轻人让“不幸中的大幸”这句惊悚的俗语得以坐实，真是太难为他了。当然也要感谢所有在场的吴家后人，他们看破而不说破，年轻的一代显然不都像垂死者那样愚昧。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历史记叙得真好。

　　然而，“不幸”也是客观的，总有一小部分“山水”被火苗带走了，《富春山居图》就此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创伤，它被烧成了一大一小两段：大的一段是画作的主体部分，后人称“无用师卷”；小的是首段，后人称“剩山图”，因焚烧而严重受损。

　　幸亏画作的主体部分《无用师卷》后来未能进一步受损，我这里说的受损，是指那位附庸风雅的清朝皇帝乾隆的密密麻麻的题跋。这位善搞文字狱的君主在画作上的所题之跋，竟然有五十五篇之多，盖章也多达五十个。他在宫中观赏时动不动就题上一篇，每次外出狩猎甚至南巡，包括六下江南，都得随身携带于行笈。一时兴起便要展阅，一旦展阅便要题跋一篇，如此往复，再三再四，再七再八，以至于整幅画作的空白处都被他的蹩脚文字填满；可喜的是，他所收藏的《无用师卷》（《子明卷》）恰是一幅赝作，而他后来收藏到真正的《无用师卷》时，反倒鼻孔哼了一声，以为是“伪作”，斥之“赝品”，从而束之高阁，不加理睬。

　　有时候，君王黑白颠倒的智障是一桩可喜可贺的事情，否则就不可收拾了。

　　真正的《无用师卷》幸亏未被无端打搅，一直安睡在乾清宫的库房里，后来在抗战时期随着万千国宝一起被安放进了贵州安顺的华严洞，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到上海，随后又被送到新落成的南京库房，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便随着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画作之首的一截《剩山图》，则被苏州籍大收藏家吴湖帆于1938年收藏，这位吴先生那年是变卖了好几件家中珍藏的西周古铜器，硬凑成十根金条，才从古董商曹友卿手里买下，而那位姓曹的古董商却仅仅以两个大洋的价格，在街上的字画摊里购得“一幅破画”。幸亏这幅“破画”没有被随便糟蹋掉，如果那时不幸“零落成泥碾作尘”，损失就太惨了。1956年，收藏家吴湖帆在书法家沙孟海的力劝下，考虑到此国宝由民间收藏难以保全，毅然将《剩山图》捐献给了国家，随即被浙江省博物馆珍藏。

　　我是有过一幅仿真度很高的《剩山图》的。说起来有趣，我因为有一出话剧剧本《雷锋》由浙江话剧团排演了，演出效果不错，话剧团团长便送来了一份带有数万元稿费的合同，我当时“高风亮节”地拒收了，说写《雷锋》怎么还能收钱。后来，文化厅的杨厅长专门带了一份《剩山图》来，郑重地送给我，说是以此相送，聊表谢意，又说，这《剩山图》一共就从省博物馆高仿了十几份，今天特意送给我一份。

　　我确实也是很喜欢这幅《剩山图》的，经常打开精美的盒子，将半幅富春江徐徐展开，看山色，察水汽，观树林，辨各色人等，细细体会我的本家黄公望那精妙的构思与出神入化的笔墨。

　　《剩山图》毕竟是《剩山图》，富春江的一小截，还有《无用师卷》那一大截呢？一江美丽的涟漪不能不相连接啊。

　　这当然是很叫人扼腕的事情：一大截富春江落在了台北，一小截富春江躺在浙江省博物馆里；七百年前的黄公望要是能睁开眼睛，眼珠子瞪得再大估计也很难想见，他曾经指出后世的某种“巧取豪夺”，竟然会是火焚两半，乃至颠沛流离，分藏于大陆和宝岛。

　　人们盼望富春江的艺术连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富春江的连接，就是山水的连接，就是人心的连接。

　　我对《剩山图》高仿件的时时观赏，还满含着另外一种情愫，那就是我自己家族版《富春山居图》的分离沧桑，也就是说，我外公的四个子女“中、国、一、统”之中，我大姨“张定中”的子女在台湾，我母亲“张定国”、我舅舅“张定一”、我小姨“张定统”的子女在大陆，长长久久得不到团聚。不要说团聚，在那些相互剑拔弩张的特殊年代，连通个口信都是极难的事情，几十年的相互牵挂那是不消说的。

　　“中”在一边，“国、一、统”在另一边，一个原先生活于浙江台州温岭的张姓家族，就这样由于战火的燃烧而无法合璧。一条有着血缘关系的“富春江”，就这样被历史熔断了。

　　历史也不是永远都是无情的，也有涨潮的时候，恰如张若虚所写《春江花月夜》的头一句“春江潮水连海平”——富春江的涨潮也有可能将海水拉平，引出一串融洽的故事。

　　让分离在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的努力，开始了让人满怀希望的“进行时”：1993年，上海电视台与“台湾华视”联合举办中秋晚会，采用现代技术将《富春山居图》在电视屏幕上拼接了起来，这是数字的“合璧”；六年后，富春江畔又举行了一次“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圆合活动”，海峡两岸三十多位著名书画家联手临摹了《富春山居图》长卷，这是临摹的“合璧”；又过了十二年，浙江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签署协议，决定合璧展出；四个月后，《富春山居图》的《剩山图》在浙江省博物馆点交启运，经由北京赴台湾；终于，2011年6月12日，《富春山居图》全卷首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

　　听闻这消息之时，我正畅游富春，新闻传来，顿然感时生情，眼里的一江春水便瞬间幻作成了一湾海峡，于是当即写下了一首感时诗，诗中写道：

　　如果，战争可以用和平来修复，一幅撕裂的山水，在2011年6月可以并肩于展柜；如果，历史可以用愿景来衔接，无桥无船的海峡，能够悄然潮退；

　　那么，我，一个与黄公望同姓的诗人，将反复骑上富春江，来回于东邻西陲。甚至，我不想说美术，不想说政治，我只想说亲情，只想说泪水。

　　我愿意给我苦难的国家，朗诵一首甜而不咸的诗篇；想给我的母亲，扎上一束扫墓的玫瑰。

　　一架轮椅，只想东渡，要去台北。

　　一江春水，也愿东去，不作潮回。

　　对于《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我的情感可能比旁人更复杂丰厚一点。在画作合璧之前，1998年4月12日，被无情分割在海峡两岸的几朵苦涩如泪水的浪花，忽然就融合在了一起：我母亲张定国，我舅舅张定一，我小姨张定统，这“国、一、统”三姐妹，拉着我大姨张定中的两个儿子与三个女儿，热泪涟涟。我大姨张定中因为在台北遭遇车祸，不幸西去，她的子女便由其父亲、当年的马祖岛守备司令、黄埔军人詹宣国亲自带来了杭州。团聚的地点是杭州湖滨路的湖滨饭店，美丽的西子湖就在不远处呜咽，泪水在断桥的桥洞下流来流去，节奏快慢如同富春江水。

　　我后来想，无论历史如何“巧取豪夺”，人间的亲情总是绵密而坚韧的，就如同江水，“抽刀断水水更流”，不可能永远无法“合璧”。

　　所以说，这是一条流满野花与诗情的大江，荡漾着严子陵的钓钩，也浓淡着黄公望的水墨，更寄寓着合璧与团圆的美丽；所以我每次出杭州城西，过富阳，到桐庐，或江畔小坐，或钓台远眺，心头都有浪击芦苇的鸣响，久久不能止歇。

　　这时候，我便用目光，对富春江进行肆意的无所顾忌的“巧取豪夺”，我会从午后一直坐到黄昏，每次都心满意足，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