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宇晗

　　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之举。近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扩大“终端需求”，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化“投资于人”，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率。

　　“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逻辑已转为需求导向

　　记者：“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动力从哪里来？

　　刘世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必须搞清楚，当下的优势是什么？瓶颈和短板是什么？

　　在我看来，优势主要有三：一是追赶潜能优势。所谓追赶潜能优势，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增长潜能的释放主要靠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和农业转型升级等。这部分需求较为稳定，供给侧技术相对成熟，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确定性强，在目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发展环境中尤为重要。

　　二是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尽管中国在科学发现、原创技术层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差距在缩短。且在产业工程化和商业应用场景等领域，已经逐步实现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在低碳绿色产业等领域，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创新驱动绿色转型路径。这种发展身位的变迁，主要依托于中国不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逐步形成并发力。

　　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超大规模既体现在消费上，也体现在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诸多领域。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客观上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已由重视产业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供给侧导向，转向重视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侧导向。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拓优势还是从补短板的角度看，内需都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十五五”期间，必须通过扩大内需进一步挖掘经济潜能，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扩大内需的源头是扩大“终端需求”

　　记者：您提出，终端需求不足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源头性问题。如何理解“终端需求”这一概念？

　　刘世锦：终端需求指的是“消费+非生产性投资”。把GDP中生产性投资的部分去掉，剩下的就是全部消费，包括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再加上非生产性投资，比如房地产、基建等用于民生的部分，就称之为终端需求。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个最终的出口。如果这个出口不畅，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消费降级、地方债务加重、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等问题。把终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经济运行有了源头活水，诸多派生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是扩大内需的第一性原则。

　　在“三驾马车”中，当前我国需求不足主要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依然偏低，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服务消费特别是发展型消费不足。这种状况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偏差。过去几年，由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且房地产和基建这两块非生产性投资都是大增长点，相应地消费占比比较低的缺口被遮掩了。现在，其他领域增长相对放缓后，缺口就显示了出来。

　　记者：如何尽快补上缺口，缩小结构性偏差？

　　刘世锦：消费不足不能泛泛而论，要明确重点痛点。从消费内容来看，消费不足主要是服务消费不足，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不足。从人群上来看，城市居民面临教育、医疗、住房的压力，但重点人群还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近三亿农民工。从体制机制政策来看，实质上还是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通过以人为本、发展权利平等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找到破题之道。

　　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理解，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领域发力，通过实施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与政策举措，强化“投资于人”，多渠道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率。一是稳经济、稳预期，持续推动城市化，稳定和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比重；二是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部分地区可考虑将一些住房转向面向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并将扩张性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及发展型消费；三是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探索通过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完善缴费制度等方式，力争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提高，同时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正确看待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理解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同向增长的深层次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无疑都很重要，但要以终端需求的必要增长为前提。我建议，把稳定和扩大终端需求作为项目引进、投资和落地的衡量标准，加快形成以终端需求评估产能状况，以产能状况决定投资规模和结构，以投资引导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尤其要警惕和防止在终端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以新名目大上新投资、新项目。

　　为建设“消费强国”强化配套支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您认为，除了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还应该采取哪些举措，使全社会“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刘世锦：近年来，我多次呼吁要建设“消费强国”。尽管从体量来看，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从人均消费水平、消费内容和消费质量来看，我国离“消费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为此，不仅要提升居民消费的能力和意愿，还需要强化配套支持，打造高质量、便捷化、可持续的消费生态。

　　首先，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比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数字消费丰富民众的消费体验。我认为，民众不仅要消费国内的产品，还可以通过扩大进口，享受全球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全球最大的“甲方”。特别是大量进口商品可以用人民币支付，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渠道。

　　其次，在“投资于人”中拓展消费空间。不论是教育、培训、医疗、卫生还是社会保障，“投资于人”本身就是一种服务型消费，而且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性消费。“十五五”期间，应更加重视民众民生消费、文化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领域的需求，引领带动消费升级，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最后，建立健全与“消费强国”相匹配的现代化金融体系。金融犹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道桥梁。当前，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加，金融体系选项目的能力也要相应提升，特别是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后，资本市场选项目的能力较强，就要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由传统银行体系向现代资本市场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此外，在房地产投资吸引力下降、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下调的情况下，新增社会净资产将更多流向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将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融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不仅承担着聚集和激励创新资源、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的任务，而且要向绿色低碳、普惠民生等领域倾斜。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比重，在稳定股市的同时，较大幅度地支撑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出。更广泛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加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在扩大居民消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