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章

　　汪国真离我们远去10年了。

　　我与汪国真相识于1982年底一天的下午。那时，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文艺年鉴》任编辑。编辑部设在现恭王府博物馆东侧一个小院落内的三间平房中。我应编辑部之约撰写北京戏剧舞台演出年度概述的文章而去送稿子。当时院内杂居着未搬迁的居民，我穿过用草绳隔离着的种有菠菜、韭菜的菜地小径，进入编辑部的办公室，见到汪国真并由此认识汪国真。

　　他说编辑部只有两人，主任不在，让我把稿子留下。他自我介绍，说刚来工作时间不久，自己是搞文学创作的，也写诗，不懂戏剧。诗歌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女神。此前我也曾爱诗、读诗、写诗，手抄了好几本喜爱的诗歌，后来自知不具诗歌创作的才情而放弃了。但当时诗歌仍然是我喜爱的话题，听汪国真说他写诗，我们便从当时的诗坛及诗作，又聊到1960年代初中期诗人。

　　记得汪国真说他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们谈到艾青、贺敬之、郭小川及朦胧诗派、大学生诗派等。他说喜欢现代那些明白如话、节奏感强又有诗情哲理的诗作，但现在的诗句让人理解起来很费脑筋，记得他还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是“要做平民诗人”。

　　谈话中，我们还感慨年轻人作品发表不易。后来我知道，那一段时间的前后，正是汪国真屡遭退稿的时期。但后来他曾讲到，写诗是“对自我迷茫的回应”，是“对生命的激励”，诗歌是灵魂的出口，即便无人喝彩也要为自己而写。

　　后两年，为了其他稿子的事，我又去过编辑部几次，汪国真也因事路过沙滩，来过几次我工作的文化部艺术司戏剧处，但编辑部或办公室都有其他人在忙碌，我们未再做过深入交流。

　　只记得大概是1990年底的一个上午，他来见我时说中午要请我去吃饭，很高兴地告诉我不少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诗集，约稿催稿的报刊也很多，现在没时间睡觉了。想起八九年前感慨诗歌发表难的时候，我真是替他高兴。

　　没想到，2000年，我由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由此与汪国真成为同事。那时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处于停产整顿期间，生产和经济状况难以为继。汪国真来看我，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既然停产整顿，对你是好事啊，你正可以多到外地跑跑，考察演讲、签名售书，感受时代，葆有激情，多多创作。但汪国真忧虑的是出版社的前途和未来，没有说他的诗，却很认真地说起出版社应如何改变现状。

　　因为当时出版社面临急迫问题，我便没有接他的话题，只说你就好好写诗吧。汪国真对他大学毕业即进入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是有很深感情的，他正是在这里成长起来，这里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是他创作灵感养成的因素之一。写作此文之时，回忆当时的情境，我没有回应他认真所讲的改变出版社困境的思考，不知他当时是何感想。

　　后来，我提出辞去兼任的出版社社长职务。出版社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机构，有分管副院长负责，我就很少去出版社了。我忙于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业余又忙于专业学术研究，几年间，竟再没有与汪国真当面做深入的交流。

　　大概2005年四五月间，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同志拿给我一份报纸，报道了汪国真因在出版社落聘，陷入生活困难的状况。看报纸后我立即电话询问出版社社长情况，答复是全社实行全员聘任制，以能否完成编辑书稿指标双向选择。汪国真因写作肯定影响编辑任务的完成，落聘是真实情况。此前几年，《中国文艺年鉴》因出版经费困难停刊，已担任编辑部主任的汪国真早就转任出版社编辑。

　　接着，我便给汪国真打电话，询问落聘及经济情况。汪国真告诉我，写作放不下，编辑任务完不成，落聘也是应该的。只拿待聘基本工资，收入减少，但不至于生活困难，并让我放心。我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他说全社都实行聘任制，我告诉你只会让你为难。了解情况后，我即在院班子会上说明了整个情况，提出可把汪国真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聘任为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主任，让他专心诗文创作。

　　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此前已会聚了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陶艺家朱乐耕、剧作家王勇、画家徐累、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等都在这个部门，后来担任文学院院长的莫言刚调入研究院时也在这里。他们以自己文学艺术创作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其重要成就奉献于社会，并都担任研究生院的指导教师。院班子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意见。

　　汪国真调入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后，我曾去他的办公室看过他。虽同在一个办公大院，但忙的内容不同，创作人员也不坐班，见面的机会并不多。2009年下半年，他为了筹备在北京音乐厅于年底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想听听我个人的意见。那时，除了诗歌创作，他也以比较多的精力转向歌曲、书法创作。

　　那个下午在我办公室，我们从5点谈到8点多，他谈了音乐会舞台演出构想，谈到作曲与歌词的融合，也谈到书法。无疑，汪国真对待自己的歌曲是像前期诗歌创作那样真挚投入的，他认为用音符传递梦想，“给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就会使诗歌走向更多的读者”。实际上，他从2001年起即学习研究音乐作曲，将音乐作曲视作表达人生理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他曾表示“预计将来自己的音乐影响力会超过诗歌”，希望人们会像喜爱他的诗歌一样看待他的音乐创作。他说他的歌曲要以“易唱好听”的旋律、音调，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唱起来，传播中国的诗词文化。

　　2008年，我虽然仍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但主要工作转到文化部。此后几年间，汪国真曾到文化部见过我三次，每次的话题中他的音乐创作都占了不少的内容。音乐归根到底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舞台是它的完整呈现形式，乐队等艺术要素与经费投入的整合，非一介书生所能完成。更惜天不假年，汪国真的音乐之梦没有像他的诗歌那样插上飞翔的翅膀。但他留下的400多首诗词歌曲，还有他别具个性特色的书画作品，都是应该珍视的艺术遗产。他的诗歌朗诵、歌曲演唱和书画展览，如能整体展现出来，那该是多好的艺术盛事。

　　作为与汪国真相识30多年，共事10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见证了他从文学青年到著名诗人的人生历程，不仅深深地感受到他诗歌中那份纯粹的生命力量、那份澄澈的情感襟怀，也感受到他既沉稳内敛又激情豪放的性格。他的创作成就，像其他杰出的文学艺术大家一样，都是经过舍命的心血消耗和劳动的付出而取得的。在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近16年间，我看到汪国真及中青年美术史家刘晓路、摄影史论家张谦、民间美术和中国年画研究学者王海霞，都是以生命与心中追求的艺术的极致世界相搏而早逝，每每思及都感心中隐隐痛惜。

　　2015年4月底的一天，我与朱乐耕同志去北京西郊的302医院看望病中的汪国真。见到我们来看他，他很高兴，要下地坐到椅子上，我们坚持让他斜躺在病床上。见他脸、手肤色几乎变黄，说话吃力，我与他双手紧握。此刻我突然想到有一年到友谊医院看望病重的周而复先生，见他就是这样的肤色，几天后便去世了。我内心沉重，竟一时无言。

　　汪国真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他对我说：“你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院长，谢谢你。”我知道自己从履行岗位职责的角度而言差距甚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感情的一句话，但我知道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强忍没回话才忍住眼泪。我只听他讲到自己创作熬夜，吃饭不规律导致生病，要我们注意身体，他还向我们介绍站在病床边的他的儿子，一个在读大学的很文艺的小伙子。

　　看他说话有些喘息，我便说代表院里的同志们来看你，大家都很挂念你。你要安心休养，早日康复。让他躺好，我便与朱乐耕同志到医院肝胆外科办公室，听取医院领导、科主管医生和护士介绍汪国真病情和治疗方案。病情很不乐观，我请医院用最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最好的药治疗汪国真的病，不考虑医疗费用。我知道，公费之外，缺多少钱，汪国真的同事、朋友都会伸出帮助之手。医院的这十几位同志说他们都读过汪国真的诗，有的还是他的“诗迷”，他们会竭尽全力治疗。

　　回到病房，向汪国真说了医院会有好的方案进行治疗，请他配合好，还向他讲了医生护士对他诗的喜爱。这时，汪国真又坚持坐起来，兴奋地对我们说总书记在最近的APEC峰会讲话中也引用了他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此刻，我深感汪国真对自己的诗歌被总书记肯定，被那么多读者肯定，内心是欣慰的、满足的。

　　斯人已逝，诗魂长存。汪国真在《热爱生命》中写道：“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他传达的是生命的积极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汪国真的文字传达的温暖、真诚和坚韧的精神力量长存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