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夏大地，历史悠久，文明璀璨，古建遗址更是这块大地上的文化富矿。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古建筑众多。它们身上印刻着沧桑，流淌着往事，是中华文明的立体教材。近日，在“宁波：创意之光”主题活动上，祁嘉华教授解读了宁波古建，也带我们领略建筑与文化交响的永恒魅力。

　　■ 祁嘉华

　　木建筑的“祖源地”

　　21世纪初，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史前文明在华夏大地上的基本样态。在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两种建筑构件，很能体现这一地区史前的民居水平，引起了建筑界的广泛关注。

　　从遗址现场看，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为便于渔猎，当地人建造出了近水而居的干栏式建筑。所谓“干栏”，就是一种底层用立柱支撑，立柱上铺设木板，木板上搭建竹木草棚的两层居住空间。这种看似粗糙的建筑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奠定了木结构建筑的雏形，后来出现的殿堂楼阁、亭台馆舍等建筑形态均由此衍生而来。

　　为了搭建干栏式建筑，河姆渡人采用了榫卯连接技术。所谓榫卯，是在木材的端头上做文章：一根的端头砍凿出榫头，一根的端头砍凿出卯孔，榫头插入卯孔，两个木构件便紧密地咬合在一起。

　　榫卯原本被称作“凿枘”。成语“方枘圆凿”出自战国时期宋玉的《九辨》。“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原意是方形的榫头无法插入圆形的卯眼，比喻双方意见不合、格格不入。宋玉在这里用“方枘圆凿”，来形容刚正不阿的屈原与势利小人之间互不相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榫卯在当时应用的普遍性。

　　在中国古建领域，榫卯技术的出现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首先，它改变了木质材料的衔接方式。在没有榫卯之前，房屋顶部只能用木头交叉捆扎而成三角形，充其量只能算是棚子，空间有限，耐久性差。榫卯技术实现了木材的自由连接，使建筑空间不仅可以平面扩展，还可以上下搭建。

　　斗拱则是榫卯结合的最高技艺呈现。斗拱位于柱子与屋顶之间，上托屋顶，下接梁柱，层层拓展，扩大了屋顶的覆盖面积。而扩展的屋顶则有效防止了雨水对房屋基础的侵蚀，延长了木构房屋的使用寿命。同时，大屋顶也成为中国古建筑的又一美学符号。

　　其次，榫卯结构见证了石质工具精细程度的不断发展。考古发现证明，石质工具最早运用于狩猎和耕种，粗糙而简单。而榫卯则属于精细加工，稍有粗糙便无法实现木材的咬合。河姆渡人用石器加工出榫卯，说明当时的石器不仅具有很好的硬度，还具备不错的精细度，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高新技术”。

　　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到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榫卯结构贯穿了中国建筑营造的整个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创造”。2009年，以榫卯为结构方法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榫卯技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宋代古建的南方孤品

　　在宁波江北区的灵山上，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宋代木结构建筑——保国寺。其高超的建造技术为人称道，殿内现存的瓜楞柱、镂空藻井及梁枋彩绘等，皆呈现出宋人高雅而含蓄的审美意趣。

　　1954年的夏天，南京中国建筑研究室的三位学生组成实习小组，调查杭州、绍兴、宁波一带的民居及古建筑。他们来到慈城，想去探访一座传说中的唐代“无梁殿”，无意中撞见了保国寺。

　　在保国寺大殿石佛座背面，他们发现了“崇宁元年”（1102年）的石刻，后来又发现了镶嵌在寺院东墙上的保国寺寺志碑，明确记载大殿建造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三人将这些告诉了他们的老师——著名建筑史学家刘敦桢教授。经考证，刘敦桢最终认定保国寺是当时发现的“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佛教建筑”。保国寺从此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并成为建筑学界研究宋代建筑的重要样本。

　　保国寺大殿内有两处建筑遗存堪称“孤品”：一是正殿大厅的瓜楞柱，二是正殿顶部的藻井。

　　瓜楞柱因断面呈南瓜状而得名。这种技法最早出现在汉代。有的瓜楞柱是用整木砍刨瓜棱而成的，有的则用多根细木料拼合而成。保国寺里的瓜楞柱是典型的以小拼大。

　　以小料成大材，不仅省去了对大型木料的依赖，还具有别致的艺术效果。成语“小材大用”，在瓜楞柱上有了生动的体现。

　　保国寺大殿被称为“无梁殿”，但它并非真的没有大梁，而是在其前殿的天花板上，巧妙地安排了三个有机衔接的镂空藻井，完全遮住了大殿的梁架。藻井是古人处理高档次建筑天花板时的一种方法，像一把撑开的雨伞安排在建筑的重要位置上。

　　为何保国寺大殿中的藻井让人耳目一新？一是藻井的位置，并没有出现在佛坛上方，而是安置在僧众聚集的上方，体现了对僧众的重视；二是藻井通常只有一个，而保国寺大殿上方却横排着三个藻井。这些做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实属罕见，体现了宋人对人神关系的另一种思考。

　　偶数开间里的心思

　　中国古代建筑以立方体为主，长边称为“面宽”，宽边称为“进深”，以面宽和进深构成的基本单元称为“开间”。在古代，开间的数量与建筑的等级密切相关，开间愈多，等级愈高。目前所见的古建开间大多为奇数，如宁波的保国寺为五开间，山西大同的佛光寺大殿为七开间，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十一开间。

　　然而，宁波的天一阁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采用了独特的六开间形制。

　　天一阁修建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原本是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处。范氏家族藏书时期，这里的存书量高达七万多卷。古代藏书常常毁于火灾。因此，在建造天一阁时，范钦首先考虑的便是防火问题。除了在藏书楼前修建园林以蓄水，还依据《易经》郑玄注中“天一生水”的说法，为藏书楼取名“天一阁”，用“地六成之”为藏书楼的正立面设六个开间。这是目前对“天一阁”名称由来和出现“六开间”的主流解释。

　　但若脑洞再开大些，结合天一阁的前世今生，或许还能发现古人更深的“心思”。

　　天一阁的二层是一个近300平方米的大通间，为藏书的核心区。整齐排列的书柜将这里分隔成四个空间，还分别以“宫商角徵羽”“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日月龙星辰”来命名。这被看作是古代中原地区“礼乐”“为人”“处世”“天地”观念的集中体现，是礼仪之邦传统的精神内核。

　　典籍资料和考古发现证明，礼乐文化成熟于周汉时期，而周汉时期官式建筑的开间正是偶数。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说天一阁二楼书柜排列空间的命名，意在体现周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精神，那么，天一阁一楼的偶数开间，则是意在复原周汉时期的建筑形态。这样一来，天一阁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藏书之所，还是一处体现周汉时期礼仪文化的宝地——既有内容方面的表述，还有形式方面的体现。

　　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影响却很深远，包括皇家在修建藏书楼时都在参照天一阁的建造形制。清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同时仿天一阁建造了“四库七阁”。这些皇家藏书楼的形制都基本延续着天一阁的造法：整体砖木结构，硬山顶大出檐，上下两层都有门窗，甚至还包括偶数的开间布局。

　　河姆渡的榫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远古，保国寺遗存的孤品让人们眼前一亮，甚至皇家的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设计来建造……这就是宁波古建，朴素无华中蕴含着各种精彩，让人难忘，引人遐想，形成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永恒魅力。

　　（本报记者陈醉根据祁嘉华参加“宁波：创意之光”主题活动的发言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