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卫列 杨建初

　　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已正式闭幕。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节点，此次在被誉为“亚马孙门户”的贝伦举行的大会，着眼于推动世界迈向更具可操作性的行动路径，取得了一系列共识与成果。

　　会议延续了多边气候谈判的对话进程，并在若干具体议题上取得突破，通过了重要政治文件《全球动员 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这份文件涵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气候融资、国际合作等多项议题。大会成果获得了多方支持，这些成果证明多边机制依然充满活力。然而，局部进展难以掩盖整体行动的滞后。2020—2030年被科学界认定为决定气候命运的“关键十年”。贝伦会议的根本局限在于仍未明确一条“足够快速、足够有力”的减排路径：全球排放尚未达峰，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净零”承诺缺乏强制执行力，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一言以蔽之，人类整体的行动速度仍落后于气候恶化的节奏。

　　气候治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依赖于国家间的深度协作。今年是《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也是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第五年。长期以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坚定推进“双碳”目标，全球南方国家坚持在能源转型道路上稳步前行。然而，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却在不断侵蚀合作根基。一方面，大国竞争日益加剧，使气候议题频频被地缘化。无论是技术转移、绿色产业链构建，还是资金分担，都难以摆脱战略博弈的阴影。另一方面，南北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持续加剧。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等诸多挑战叠加，都在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当全球治理陷入结构性困境，贝伦会议要实现系统性突破更显艰难。

　　资金是气候行动的血液，然而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财政空间受限，对绿色转型的投入意愿明显下降。尽管贝伦会议提出拓宽融资渠道，但仍面临重重困难。这正是气候治理陷入“承诺反复、落实迟缓”恶性循环的深层原因。气候影响的分散性与滞后性，使社会难以形成持续行动的紧迫感，而转型所带来的即时成本增加却清晰可感。

　　贝伦之后，人类必须作出更坚决的选择：建立具备透明度与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推动绿色技术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构建可持续的气候金融体系，持续提升公众认知，重塑社会行为模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会必须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能陷入“未到绝境路，彼岸花不开”的思维困境中。

　　（作者分别系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湖州师范学院“两山”理念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