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女性写作备受关注。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提笔书写，我们看到了文学创作和叙事方式的丰富可能。

　　在西湖文学院近日举办的一场沙龙中，评论家张莉与作家鲁敏、萧耳、默音共同探讨了女性写作的意义以及多重可能性。

　　呼吁女性写作拥有更丰富的面向

　　■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女性写作是这几年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但并不是我们提出了这一概念，女作家们才开始写。自古以来，女性都在书写，只是在古代，女性因为没有受教育权，所以她们的文字大多在家庭内部流行，很少有公开发表的机会。而且，在古代，女性写作也并不受鼓励，所以，她们很少有展示文学才华的机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学、对于女性写作极为重要。这一年，因为白话文运动，很多女大学生们拿起笔来写作。她们不再用“妾”“奴”这样的说法，而是要用“我”来发声，也是在这一时期，汉字中出现了“她”字，这个字是属于现代中国的。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成为了一股热潮，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只是，在当时，女性写作逐渐和“身体写作”“个人写作”这样的标签扭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化理解，影响了读者对女性写作的认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倡新女性写作的原因。2020年，我与《十月》杂志一起发起了新女性写作专辑，邀请了中国13位不同代际的女作家同题写作，翟永明、林白、乔叶、张天翼等多位作家一起参与，希望以此推动女性写作的发展。

　　我认为，新女性写作是“新的女性写作”。新女性写作所期盼的，是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呼吁女性写作拥有更广阔、更丰富的面向，关注更广大女性的生存。我希望新女性写作能让女作家能够更加坦然、自如地处理性别身份与女性经验，用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

　　致力于新女性写作研究，其实就是希望让那些听不见的被听见，让那些看不见的被看见。而现在，随着女性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听到文学作品里被忽视的女性声音。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女性都在拿起笔创作，这就是女性表达空间的拓展，这也是新女性写作的成就所在。

　　相比亲密关系，更想描绘经历的生活

　　■ 鲁敏 当代作家

　　相比亲密关系与身体叙事，我更想要描绘自己所经历和观察到的生活，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去观察我所处的时间和空间。

　　我生活在南京的一个厂区，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着强烈的感受，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描写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产业转型时发生的故事。

　　我是70后，在我成长过程中，能看到很多改革开放后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小老板。所以我将这些小老板作为主人公，写下了《金色河流》，希望以此折射我们这代人对物质创造的感受。

　　我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典型的聚焦女性的生存境遇，但我认为它们也可以放入新女性写作的范畴去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一部分人会认为女性没有能力处理宏大叙事，或者只以精微细碎见长。从1919年走到2025年，一代代的女作家在不断拓宽写作的边界，女性写作的定义进一步扩大，总有一天大家不会说这个题材是不是女性不太合适写，或者不会写得很好，等等。写作不应当有题材或主题的差异与区分。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呈现女性真实处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 萧耳 当代作家、资深媒体人

　　我一贯有比较鲜明的女性立场，我的电影评论集《第二性元素》是一部完全以女性视角来解读的作品，文化随笔《女艺术家镜像》写的是世界上有名的女艺术家。我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林中空地》《望海潮》也都是以女性立场、女性主角、女性叙事来写的，但我得到的读者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让我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又有一些困惑。

　　《林中空地》写的是西安城郊终南山下的山庄中，一群女性友人举办名为“林中空地”的读书会，试图从中寻得对抗荒诞世界的方法，在生活中她们也逐渐熟络起来，彼此帮助，走出各自生活的怪圈，实现个人意识的觉醒。《望海潮》则收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因为我写了一个“不体面”的朵小姐，一个想独立自主又只能以女性身体为武器的女性形象，以新女性的立场来看是一个处于特别低位的形象。

　　这两个故事因为人物定位的不一样，读者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

　　这不禁让我思考新女性写作到底是什么，是否必须独立、自强，符合新时代女性的道德预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希望读者不要把简单的道德审判放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顺位，因为不同生态中的女性境遇是多样的，截然不同的，文学应该给以不同处境中的女性以书写的宽度。比起道德审判，我们更需要理解女性的复杂，以及这些看似不符合新女性的人物背后的具体处境。在我看来，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女性正通过创作拓宽边界

　　■ 默音 当代作家、译者

　　我今年出的两本书，一本是《她的生活》，从书名可以看出写了很多女性的故事。另一本是文学评论随笔集，叫《笔的重量》，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说比较特别，算是近几年工作的总结。

　　《笔的重量》写的是日本从明治到昭和时代的女作家。有意思的一点是，我读她们将近一百年前写的作品，没有感觉到任何隔阂。一百年前的生活当然与现在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读那时的女作家写的作品，我仍然有很多共鸣。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虽然时代进步了，女性处境大大改善了，但某些方面或许还停留在过去。当作品中的她们感到局促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们同样会感到局促。

　　在任何一个时代，依然有不少女性努力突破这些局限，不断地通过创作拓宽边界。我想举武田百合子为例，她原本是家庭主妇，著名战后作家武田泰淳的妻子，一度隐藏在丈夫身后，在丈夫过世后，凭借日记《富士日记》《日日杂记》成为名声远超丈夫的畅销书作家。百合子的日记写的虽是日常，对事物却有着精准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泰淳在文章里经常引用百合子日记，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妻子的日记将来会出书发表。这些几十年前的日常记录被翻译成了中文版，有些读者在阅读后表示，仿佛与武田一家人共度漫长岁月，作为译者，我感到，这是我们现在还在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因为你的作品最终会抵达另一个喜欢并且能够感知到这个作品妙处的人，就像隔空和你轻轻一击掌。

　　（本文根据四位嘉宾11月9日在西湖文学院的沙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