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海

　　合上读毕的《远方的“雷烨树”》，突然觉得，眼前似乎有一个生命在默默地看着我。瞬间，我就惊呼——这是二战期间的战地记者、浙江老乡、革命先烈雷烨。他似乎在告诉我，在这个时代更要懂得，一个人的生命，要活出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意义，要敢于有牺牲和拯救的精神蕴含在胸。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延续在历史的时空里。

　　在这本入选“浙版好书榜”的报告文学中，作者李英通过雷烨变卖唯一的家产——房屋，告诉我们他当年放弃收入不菲的工作，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当下意义是什么。那就是87年前，“延安湛蓝的晴空下飘扬着边区文学的大旗”，让年轻的雷烨一下懂得了，“延安文化工作者构成全国抗日文化工作者文化组织的一部分，是抗战的重要力量”；由此溯源，我们当下的文艺工作，正是延安文艺精神传承的延续。雷烨刚到延安就成为“文艺突击社”的创始人，又当编辑又当作者，而且还创办了《文艺突击》刊物。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的成立，和《文艺突击》刊物一样，都成为中国文艺史、中国新闻史与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雷烨就是其中的骨干。雷烨又把延安精神带到冀东，成为抗战海洋的汹涌波涛中一只劲飞的海燕。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借革命先烈的榜样力量，《远方的“雷烨树”》为我们开启了新篇章——当代人的精神修养，离不开革命精神的传承。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曾经说过，报告文学的写作是最不自由的写作。这当然指它不允许你去想象发挥，更有材料、史料的不易挖掘和被写人单位家属及相关部门等的关注与审核等。本书的作者恰是在搜集史料时费尽苦心，再就细节上予以艺术的描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雷烨的艺术形象。在与小号手的两次相逢中，生活的情趣让雷烨有了流畅的血肉感；与边区群众打成一片的场景描述，又使雷烨具有了革命军人的本色感；身为文艺战士，却又懂得预测敌情，成为战火中安全转移老乡的高手——当他意识到马百岭沟地势比较平坦，不易让老百姓藏身，就急忙赶到张家川村，找到村武装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指挥协调把百姓迅速安全转移，避开了日军随之即来的炮火轰击。这样的战地经验叙述让雷烨的形象平添了一份敏锐与机警。正因有此伏笔，书中描写到雷烨被敌人包围的一刻，他不是让两名警卫员保护自己撤退，而是命令并推送两名警卫员带上重要文件撤退，果断地自己开枪吸引敌人，一个人心不慌气不馁地打退鬼子与伪军的进攻，最后，镇静地砸碎了心爱的相机、钢笔和望远镜，把最后的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勇敢的战斗、无畏的气概，充盈着中华儿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尤其当我们再回头看书中，雷烨接待当年仅14岁的田华，说“你叫田华，我叫雷华”，之后田华90多岁高龄，还珍藏着当年和雷烨的合影，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又热泪盈眶……细节上的艺术性描述，让战争中革命的人性与情谊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色彩与含金量。

　　除了上述的创作特色外，《远方的“雷烨树”》在写作手法上，更注重报告文学中主人公的个性与叙事方法的有机融合。“文艺突击手”的光辉形象，既因他立志奔赴冀东抗日最前线的典型事例而鲜明，更借“向世界报告潘家峪大惨案”的叙事手法而愈发挺拔：他拍摄着老人、妇女、儿童惨死的场景——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被推下白薯窖又被日寇烧死的妇女群……作为战地记者，作为潘家峪惨案的第一报道人，他“向世界撕开了日本所宣扬的‘中日亲善’‘东亚王道乐土’伪装下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作者又不忘记述英勇的二营八路军，以伏击和组织两支突击队冲锋的战略战术对付制造潘家峪惨案的、龟缩在丰润县城的鬼子。他们杀死了部分鬼子，缴获了重机枪等武器，为乡亲们报了仇。作者在双重叙事上的一起一伏，让阅读的状况有了波浪式的推进。

　　英国作家与哲学家艾丽斯·默多克曾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写过一首诗《中国》。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当被火焰俘获的凤凰死去，

　　然而带着炽热的羽冠重生。

　　因此，中国的灵魂得以延续。在每个时代。

　　好一个“在每个时代”！这正是《远方的“雷烨树”》和烈士雷烨们的历史意义与审美社会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