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郑梦莹 汪文羽 童健

　　有人说，文学创作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漫长的苦役。灵感像花火般转瞬即逝、想象力贫瘠得像滩涂戈壁、日复一日枯坐仍词穷句拙，都可能让创作者疲劳、倦怠乃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但这样一件艰辛的事，在作家邱华栋眼里却是令人感到兴奋的“高级的智力游戏”。和眼前这位用业余时间写作40年、至今创作各类作品超1000万字的“高产”作家对谈，我们刷新了以往对于文学创作的认知——

　　文学的发生很神秘，却也有规律可循。来无影去无踪的写作灵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被高效激发；看过的书、听过的音乐，是激扬无边想象的来由；脚下踩中的土丘、手上抓起的残瓦，都可以化为作家引领读者与几千年历史对话的场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情

　　记者：《空城纪》《北京传》等，都以地域或城市为主体，构建一个与之相关的文学世界。您如何进行地域和文学创作之间的链接？

　　邱华栋：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都通过写作跟一个城市建立关系，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写都柏林，查尔斯·狄更斯写伦敦，保罗·奥斯特写纽约。

　　50岁以前，我书写的题材主要是来自北京，我密切注意这座城市和它的变化，《北京传》就是其中一部作品。人到了一定年龄，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50岁以后，我不断地想，“哪是我写作的故乡”“我的根脉在哪里”。后来我找到了自己“文学的故乡”，那就是新疆，这就有了《空城纪》。

　　记者：是什么机缘促使您把目光切换到了新疆？

　　邱华栋：新疆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对新疆的当代记忆不是太多，因为后来我去外地上学和生活了。但有一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远远地望着天山东段的博格达峰。那是一座海拔5445米的雪山，雪峰在远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看着雪山，成年的我看着少年看着雪山的背影。

　　醒来以后，我潸然泪下。我突然觉得内心对新疆产生了非常浓厚的情感，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乡情。这种乡情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不太一样。我意识到，自己写作的根脉，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在新疆。

　　多阅读，就能找到感觉

　　记者：看您的小说，感觉信息量特别大。您如何把密集的信息有机编织进故事里？

　　邱华栋：就作家而言，阅读是很好的滋养。多阅读，就能找到一种把握的感觉。一部作品，翻一翻，看看它是什么结构、什么语调，读得越多，脑子里就越有概念。有朋友问我：“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知识？”其实我已经积累了很久了。我家里关于西域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图书资料，起码有几个书架，我基本都翻阅过。

　　我写《空城纪》用了6年，但前期积累起码有30年以上。写《空城纪》时，历史上的细君公主跳出来跟我说话，解忧公主也出来了，班超和他的儿子都冒出来了，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想象。文学的发生中，仿佛总有一些神秘因素在起作用。

　　记者：如何为长期写作找到持续的内在驱动力？

　　邱华栋：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事写作已经40年，对文学的热爱从没有消退。其他身份对我来说，只是写作之外的一个外在符号。我一直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心态去写作，内心始终是充足和丰富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生命力。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哪怕再忙，我也会经常构思，然后利用假期高效地创作。

　　记者：您怎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

　　邱华栋：我的写作是有计划性的。我在阅读其他作家作品时，就经常自己在构思，把想法写到一个本子里，计划写一部怎样的小说、怎么去写作。

　　我的办法叫“碎片连缀法”，把碎片时间集零为整。比如今年要完成一本书，一共分成几个部分。再算一下，今年有多少个双休日，五一、十一等大小假期共有多少天，这些时间我都会规划起来。

　　记者：在人人被消费主义、碎片化裹挟的今天，坚持深度阅读为何必要？

　　邱华栋：9月份在成都参加一次活动时，作家阿来提供了一个观点，认为手机也能提供完整性的阅读。他说：“你看，《苏东坡全集》我全在手机上看。”他认为并不一定是手机带来了碎片化，而是人在不负责任地选择碎片化，自己选择了自我消耗。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一个人，特别在年轻时，还是要想办法获得整全性的知识，有个扎实的打底。就像我们上大学时，老师说必须把《史记》《汉书》都读一遍，硬读也要读下去。而现在很多人往往没有这样的毅力，再加上被碎片化的环境包裹，容易随波逐流。相反，那些“逆着走”的人，以后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

　　作家应站在大地上去琢磨

　　记者：现在不少文学作品都比较缺乏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来源于哪里？

　　邱华栋：想象是小说最重要的翅膀。作家不能像镜子一样，现实是什么就照见什么，而一定要进行个人化、审美化的处理。怎样用另一个视角去书写艺术化的作品，而不是一部一般的、解读性的作品，需要耗费很多年的思考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融入一些个人经验。

　　想象和虚构也是来自现实生活的，而且想象经过阅读和训练，会越来越蓬勃。如果只是待在屋子里，看看这个作家的作品，看看那个作家的作品，反而会产生焦虑感。作家应该站在大地上、走入生活中去琢磨。

　　记者：对作家来说，“行万里路”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邱华栋：写一些比较大的题材，第一得有大量的知识的储备，第二需要有行万里路的积累。

　　今年8月我去新疆菜籽沟那一带。从那里再往北走，就是唐代的北庭故城遗址。我和作家刘亮程来到一片废墟上，脚下所踩的，是大约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耿恭将军带领几百人与匈奴作战过的地方。我手里抓着瓦片，瞬间想到汉代的士兵或许也曾在这片相同的土地上抓着瓦片，立马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当地朋友还和我说：“你看，公元754年，诗人岑参就站在这儿写了这首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此前，我一直在构思北庭的故事怎么写。当我站到这里，包括乾隆平定准噶尔、左宗棠收复新疆等所有的故事都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感觉到2000年的时空里，很多人物向我走来。

　　记者：创作历史小说时，您怎样把生活中的实景，跟历史中的场景，乃至想象中的场景，融合得这么丝滑？

　　邱华栋：文学最重要的是人学。创作过程中，会涉及到各种事件、各种人物，但从古至今，人性是相通的。一个作家所理解的人性和笔下的人物应该是通着的。把这个框框住了，创作者就可以往里面填自己的感受。

　　人性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写作时不能只看到人性的一面。有的作品为什么读者读了以后感觉不够好，就在于作者对人本身的理解还不够深。创作者对人性的理解有多广阔、多深入，他对人物的刻画就会有多广阔、多深入。在创作过程中，把人性的丰富性表现出来，把作家本人对人的理解带进去，历史中的人物就有了温情。

　　给青年作家成长的时间

　　记者：很多人总是喜欢怀念经典，甚至有人会把“一代不如一代”挂在口头。您怎样看待这种“挑剔”？

　　邱华栋：作家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同时需要作家本人有足够的个性，以及对生活足够的深入。我们今天看到的李娟，实际上从20多年前就已经在成长，她的作品在15年前被《人民文学》杂志发掘出来，随后逐渐进入出版市场，此后又被影视界关注。

　　经典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一切经典都是在实践中慢慢产生的。或许，这个时代的很多经典已经产生了，但等着我们在未来去不断地检验它。

　　不过，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即使成为不了经典也没有那么大关系，因为文学的特点是“文无第一”。文学的世界是一个植物园，里面有小草、大树、灌木，但从美的感觉上来看，它们都有价值，不能老是盯着一棵大树。难道其他的小草没有价值吗？不是的。文学审美这件事情是非常主观的。

　　记者：优秀的作家，是培养出来的吗？

　　邱华栋：作家可以被唤醒。我在鲁迅文学院培训作家时，看过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有的作家刚好处在瓶颈期，被点拨一下，就可能上一个台阶。

　　比如，有的作家技术上不够成熟，不善于搭建结构，就得给他们介绍一些特别善于搭建结构的作家和方法，甚至推荐他们读一些建筑学家写的书，请建筑学家来讲怎么盖楼,如何架构不同的楼层；有的作家不会做减法，就建议他们读海明威，读雷蒙德·卡佛，读汪曾祺。就像齐白石画虾，从少往多画，然后慢慢往下减，这儿减几只，那儿减几只，减到最后剩6到8只，这个数量的虾是齐白石画得最好的。小说家也是这样，最开始要多说多写，先倾诉，表达充分后再做减法。

　　还有的作家列出大纲后，不知怎么往下写，就启发他找到第一句话。马尔克斯为《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找了好几个月。有一天，他开车带着爱人梅赛德斯回老家，走到一半，灵感突然来了——“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句话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第一句话，大纲就全活了。

　　记者：所以，唤醒一个作家，就像写小说一样，是有方法可循的。

　　邱华栋：每个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唤醒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潜能，关键在于真正“看见”他们，并为之提供“私人订制”式的引导——唤醒每个人独特的表达，也唤醒每个人可能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