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过端午节，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离开故乡50多年了，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也有探家的经历，但也大抵是春节或清明，偶尔也有亲友从老家捎几只粽子来，但那也只是一饱口福而已，与在家过节不能同日而语。

　　在我们老家，到了这一天，大人喝雄黄酒，小孩吃粽子，女人挂香袋。古语云，饮了雄黄酒，病魔都远走。雄黄是一种矿物质，俗称“鸡冠石”，用其泡酒后，有微量成分溶入酒中，使酒有了驱虫杀菌及止痒之功效。我家无人会喝酒，爷爷会把泡好的酒在我额头脚底和手心涂抹，说是涂了雄黄酒，一夏不被虫豸叮。端午节，爷爷会从药店买雄黄粉，领着我在房前屋后撒一圈，那时乡下蛇多，时常有爬到屋里来的。爷爷说，撒了雄黄，蛇就不会进屋了。奶奶会从市场上买回六七枝艾蒿，悬于屋檐下，艾蒿气味很是辛辣，很长一段时间，在门口经过都会闻到味道。自然，粽子依然是端午节的主角，姑姑们好几天前就把芦叶采好了。那时乡下宅沟和东西民沟沿上都有成片的芦苇，奶奶会把采回来的芦叶先煮熟，然后才开始裹粽子。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小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上学后听老师说是为了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其实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关于端午的传说还有许多。

　　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曾提出“龙图腾祭”的假说，他先后查阅到101条古籍记载，认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先民以龙舟竞渡祭祀龙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这一观点为端午注入了更深远的基因。当我们在龙舟上挥桨击水时，实则是在与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刻在甲骨上的祈雨祝辞，正以浪花的形式在岁月长河中奔腾不息。

　　而在江浙一带，端午节又与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的传说紧紧缠绕。他被夫差赐剑自刎，尸身沉入钱塘江，化为涛神。《史记》中记载，伍子胥死后，“吴越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让端午多了份悲壮的底色。而《后汉书》所载:“浙江虞巫上祝曹盱，五月初五在曹娥江上婆娑起舞，迎接伍子胥。”沿岸百姓将粽子投入江中，既是对贤臣的追思，更是对“忠”与“义”的永恒守望。

　　端午的故事与传说中，也始终飘荡着文人墨客的诗魂。李白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写下“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用明快的笔触勾勒出唐代端午的民俗画卷；杜甫的《端午日赐衣》，描绘的是皇宫内的景象，“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将帝王赐衣的恩宠与端午的节令特色巧妙融合。最动人心魄的当属苏轼的《屈原塔》:“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在北宋的斜阳里，这位仕途坎坷的文豪，以诗为祭，与千年前的屈原完成了精神的对接。

　　而南宋诗人对端午的纪念则弥漫着家国情怀。陆游在《乙卯重五诗》中写下“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看似闲适的田园景象下，暗藏着“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的隐痛。当中原失地落入外族之手，诗人只能在节俗中寄托收复河山的渴望。而文天祥在《端午即事》中“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的咏叹，更将端午升华为民族气节的象征，那株散发着辛辣香味的青青艾草，已化作永不弯曲的脊梁。

　　其实追忆屈原也好，纪念伍子胥也罢，还是别的什么由头，都是故乡人民借端午习俗为载体，寄托对爱国和善良举动的信奉，对邪恶和黑暗理念的摒弃，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前，端午吃粽子是过节，平时并不多见，但时下你驾车上高速，不管什么时间，随便进哪个服务区，都能吃到粽子。粽子产地主要在浙江嘉兴，甜的咸的品种一应俱全，据说已形成产业链。但凡有人选购，开口就问，有嘉兴粽子卖吗？这恐怕要归功嘉兴人的精明和独特的商业眼光。

　　倒使我又想起一件陈年旧事。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外婆家周家宅住了十几户邻居，端午时几乎家家都裹粽子，忙得不亦乐乎。我母亲长的、尖的、圆的包了一大堆。那天午饭后，前宅有个小伙伴哭丧着脸跑我家来，说他妈没有裹粽子。我妈很奇怪，说前几天你妈不是采了很多芦叶吗？不说还好，一说此事，小伙伴竟哭起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妈妈烧了一锅米饭，把洗净的芦叶放在米饭上面，还说裹粽子多麻烦，不就是闻点芦叶香味吗？一席话把我们全家都逗笑了。我外婆赶紧从锅里捞了十几个串成一溜，让我送小伙伴回家。

　　想想也是，芦叶裹米的粽子与芦叶共煮的米饭，实在没有多大区别。但米饭终究只是米饭，放进芦叶煮熟的米饭，仍然是米饭。而用芦叶包裹起来的粽子却因为被烙上了民俗文化的印记而流传千古。

　　如今很多人家都是买一些裹好的粽子自煮，有的甚至已经煮熟，拿回家热一下即可。这自然也没什么好挑剔的，只是对于孩子们而言，似乎缺了点什么。

　　故乡的端午节，我还是很向往的，倘有机会，我一定要到我外婆家的老屋去，带上女儿和外孙他们，一块去裹粽子、挂艾枝、制香袋，再喝一杯久违的雄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