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创新哲学研究分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首席专家。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一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何以可能

成 龙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百年也是不断贯彻“两个结合”，与时俱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实现三次历史性飞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的实现，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把握时代精神是哲学创新的本质要求。时代不仅为哲学创新提出问题，同时又为解决问题提供方向坐标和动力基础。古代朴素哲学、近代形而上学、现代唯物主义，无不是时代精神的概括。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问题，才可能作出重大创新。反之，逆时代潮流而动，必然为时代所淘汰。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不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精神，才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创新。20世纪上半叶，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创作《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系统阐述中国革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高度回答关乎中国革命最为根本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创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哲学基础。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发生大变动大调整，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哲学基础。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回答新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奠定新的飞跃的哲学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境界。

　　其次，社会需要是哲学创新赖以开展的基本舞台。哲学家能否创新，不是哲学家能够随心所欲选择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20世纪20、30年代，党内出现的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革命形势把毛泽东推向领导中国革命的前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提供了重要实践契机。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紧紧针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习近平文化思想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新的境界。

　　再次，主体修养是哲学创新得以成立的主观前提。哲学创新要由具备一定素养的个人或群体来完成，主体的思想境界、知识水平、实践经历、性格特点、能力修养等都是哲学创新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每个时期都能涌现出一批学养深厚的专业哲学家和政治家，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20世纪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最早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最早解读唯物史观；瞿秋白从俄国将辩证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李达写作《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之道；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之道。这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作了重要铺垫。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哲学界开展的学术争鸣，包括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争论、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争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及其之后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本质的讨论、主体性和主体原则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讨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进一步总结经验、全面开拓，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三次飞跃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