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

　　所谓“考古写史”。如何把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说清楚？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考古博物馆建设的初衷。

　　浙江建设考古博物馆，取决于国家文博工作大方向的指引，也取决于浙江，特别是杭州的文化积淀和老百姓对专业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强烈需求。

　　近年来，社会掀起的文博热敦促着我们自身转变对考古的认知。以前，我们常会误认为宣传文物保护与利用，或者说建博物馆是一件事情，考古作为纯粹的研究工作，是另一件事情。实际上，考古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当中一个极重要的环节，也是首个环节。只有当考古的学术研究既能产生理论价值，也能产生实践价值的时候，公众才能更好地明确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以及保护和合理利用它们的意义与方法。

　　在参与玉架山考古博物馆项目之前，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入涉足过一家博物馆的建设。对我来说，从策展到撰写展陈文本，从形式设计到施工布展，都是知识盲区，但也体会到强化学习的乐趣。怎么样把考古专业术语转化成博物馆的体系语言，在专业性和普及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挑战巨大，但是我乐于迎接。

　　博物馆既有对考古成果的转化，又有对考古信息的提升，是公众考古的主要形式和主阵地、主渠道。做基础学术研究的人，应当锻炼学术成果转化的能力，让更广大的人群从中受益。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