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0期）上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排在今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反映了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从外部环境看，特朗普新一轮加征关税带来不确定性。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有可能大幅下降，即便考虑价格竞争力和潜在的人民币贬值，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适度增长，总体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出口增速回落增大扩内需压力。

　　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主要在投资。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采取发债上项目，通过扩大投资和产能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日趋凸显，而且加剧供给和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往往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而随着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不仅会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也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如果消费走低与出口下降形成叠加效应，将进一步增大经济下行压力。

　　如何有效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过去在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在促进和提振消费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实施效果也不甚明显。消费是最终需求，扩大国内需求要在提振消费上更加积极有为，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

　　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要发挥提高居民收入对扩大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才会提升。

　　二是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服务消费产品供给单一，难以适应中高收入人群的多样性、差异化需求。建议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多元化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扩容升级。

　　三是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研究表明，若农业转移人口按城市居民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的消费潜力。

　　四是增强年轻群体消费活力。“90后”“00后”新生代群体是消费主力军，这个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催生消费创新、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重要力量。激活新生代群体消费活力，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

　　同时要看到，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短期内扩大内需仍需发挥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撬动更广泛的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投资，促进形成投资与消费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