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王安忆《小鲍庄》、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张承志《北方的河》、贾平凹“商州系列”……这些文学作品，你是否熟悉？

　　那你又是否知道，这些作品是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同期生”？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寻根文学”。

　　今天，当大家提起这阵开启当代文学重要新声的文学思潮，也就不得不提起1984年12月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场名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简称为“杭州会议”，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主办，除李杭育、李庆西、黄育海三位浙江本土作家、编辑以外，李陀、阿城、韩少功、郑万隆、陈思和、许子东、程德培、周介人、黄子平等共计30多位作家、评论家从五湖四海赶来，共同赴会。

　　这次会议被视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会后，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万隆《我的根》等一系列有着“寻根文学宣言”之称的文章陆续发表，“寻根文学”由此浩荡展开。

　　“杭州会议”40周年之际，《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浙江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办、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主持，“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举办。

　　一场文学会，何以开启一段文化思潮？是什么让一群迷茫的青年开始寻找？寻根文学之于今天，还有何价值？日前，记者前去这份被复原的文学现场，一探究竟。

　　“寻根”，从会前到会后

　　11月末，浙江大学文学院的会议室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韩少功、黄子平、李庆西、许子东、陈思和、黄育海、李杭育当年“杭州会议”的七位亲历者，与陈晓明、张清华、王尧、洪志纲等著名评论家纷纷到场。

　　时间洗皱了那些青春面孔，拂去了那些年轻的意气风发或迷茫焦急。回望40年前的杭州会议，他们顶着一头白发暖洋洋地笑了，仿佛带回了某种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澎湃。

　　那个12月的杭州冬日在与会者、作家李杭育脑海中，崭新得如同昨日：“李子云告诉我们，会后，她一回到房间就很激动地拉着同屋室友茹志鹃，想交流一下会议感悟。茹志鹃说，你等一等，我先记下来。作家曹冠龙则说我们兴奋得像一群吃了药的蟑螂……”

　　“会议七天时间，我们开会聊，晚上聊，散会了，我们还在房间聊。”文学批评家黄子平回忆，会议现场，大家只是一通神聊。“李庆西被我们评为‘神聊九段’，常跑到我们房间来聊天，后来大家商议改变策略，决定第二天晚上改成大家去他房间聊，这样我们随时可以撤退。没想到撤退的时候，他还跟过来……后来我看到一个词叫‘无限交谈’，说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我们。”

　　作家韩少功仍记得有趣的细节：会议期间，大家时常围成一个圈讨论。选择宾馆房间时，三人间成了最紧俏的房型，大家都想抢三人间，就是为了多一个聊天对象。以及，为了避免浪费聊天的时间，他们舍弃了原定去知名餐馆的安排，留在旅馆里餐叙……

　　聊些什么呢？是怎样的话题，让这些作品中常出现食物与饥饿的作家，放弃了大餐？是“寻根”的激情吗？

　　事实上，后来大家发现：被后世称为“寻根”思潮起点的这次杭州会议上，并未出现“寻根”的字眼。一个颇为诚实谦逊的界定出现在这些文学大家的口中：它并非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活动。在那场不自觉的、“大杂烩式”的文学漫谈中，“寻根”并非主要议题。

　　“这是一场作品推动理论、理论又反哺作品的运动。”复旦大学文科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总结称。

　　“不是说杭州会议推出了寻根文学，而是它给了这一类小说一个命名。”重温会议与思潮，李杭育也特别补充，寻根文学是创作先行，而非命题作文。但无论先后，他认为，它们都是一番另起炉灶。这次会议让他意识到，属于他们那批青年作家的时代来了。他们的尝试成功了。

　　“文化寻根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守成行为，而是20世纪80年代知青作家对现代主义与城乡交融性的思考回答。”韩少功回溯时代背景称，20世纪80年代初，马尔克斯带着他的《百年孤独》在中国大行其道，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让中国作家无不感到惊奇。同时，一些知情作家兼具城市乡村两种生活体验，当土与洋的摩擦碰撞，在他们的人生中酿成一种煎熬感受，他们筹备了足够的写作积累，只是蓄势待发。

　　“但不可忽视的，‘寻根’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韩少功进一步指出寻根的特别性：唯有在树大根深、历史纵深、文化遗存丰厚的中国，文化的根才能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与创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陈晓明，从文学史的视角对一个会议、一个思潮进行界定：杭州会议背靠20世纪80年代错落的文学思潮和自由多元的文学空间，在民间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寻根文学，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无意中集体创造的、丰富强大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让文学首次有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方式给文学画下一个历史起点和转折方向。

　　“寻根”的重点是“寻”

　　会议间隙，作家李杭育在文学老友间的一句笑谈“寻根的重点不是根，是寻”为众人打开了新思路。

　　聊得漫无边际，谈得不知所踪，这正是一个寻找者的惯常姿态。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陈思和曾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些“寻根作家”们的迷茫：“（知青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事实上，知青作家……并没有一种强大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信心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当现实理想失落之后，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

　　早在1984年那个决定性的冬天之前，一个文学青年就已踏上了寻找文学身份的路，并形成了“尽可能地在小说里历史地写民俗”“通过对渗透着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的研究，以求在小说中充分表现我对钱塘江流域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解”（出自《“葛川江文化”观》）的写作意识。他就是李杭育。

　　他被公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先声。陈晓明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丛书》的“寻根文学卷”中，按照作品发表时间先后，将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排在首篇。

　　李杭育回忆，自己的“寻根”路径出现得非常偶然。

　　“上大学时，中国文坛的主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我也曾尝试创作过伤痕文学，但或许因为相关经历缺失，我始终感觉难以介入其中。”在1981年《钟山》第4期发表的一篇笔谈《真实与伟大》中，李杭育的迷惘清晰可见：“攀登文学的高峰，我们，行吗？”

　　时代已经崭新，旧的不再适用。究竟该写什么？1981年至1982年，李杭育一篇小说都没发表。他选择停下来阅读，琢磨写作方向。

　　1982年，在富阳广播站工作的李杭育，将视线落在了自己身边流淌着的富春江。江水微澜，不见了荡在他童年的小船，不见了船上升起的缕缕炊烟。

　　“那些在船上安营扎寨的渔民们去哪了？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儿时在杭州九溪钱塘江边的记忆，被作家品出一番人文滋味。

　　恰逢其时，李杭育一边编辑着每日的富阳新闻，一边翻阅着手头的《富阳县志》。几次下乡采风期间，他在富阳农民家住了几个晚上，听他们谈话，又敏锐地感觉到一些有关新的变化，正在民间发生。

　　寻根派作家对此皆有思考，但态度不同。韩少功笔下丙崽骂着“爸爸爸”。阿城选择让王一生蜷缩在象棋的精神天地里，忘却了窗外的尘沙。相比王一生，李杭育的人物也在一方天地中，不过他们有更鲜明的姿态。

　　李杭育解释说，那时自己很欣赏在时代悲剧中的硬汉，于是就有了《沙灶遗风》里画屋匠耀鑫任新时代洋楼林立，执拗地想有间属于自己的老屋，《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福奎在一江水边“孤舟蓑笠翁”般坚守。

　　“葛川江系列”小说发表后近一年，李杭育并未等来期待中的、来自核心评论家的文学评论。1984年，一种寂寞包围了他。这种寂寞，在他《南方的孤独》一文中有所隐喻。

　　自己的创作如何呢？今后的文学道路该如何走呢？如果说寻根这阵浪潮的大部分作家寻的是方向，李杭育找的是“声音”，一种为他而来的，文学的声音。

　　李庆西在《寻根：回到事物本身》一文中，似乎为这种“寻”做了更细密的注脚：“‘寻找’原本是西方现代派的口头禅，但是从这个字眼里获得了某种哲学启示的中国‘寻根派’作家，找到的却不是什么洋玩意儿，而是他们自己。”

　　带着这样的期待，1984年12月，李杭育来到西子湖畔，推开会场大门，走向众声喧哗。

　　无论何时，文学要有“根”

　　40年过去，无论生活还是文学都已沧海桑田。今天，我们还需要寻根吗？

　　面对这个问题，“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主持人、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有一番观察。

　　上半年，翟业军和《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的一次聊天中，二人骤然注意到今年是“杭州会议”40周年，特别的时间节点，让他们重新审视起这次会议，再次发现由其开启的“寻根”思潮意义非凡。“它不只是文学圈内的一场运动，还深刻影响了众多文艺、文化领域，比如电影。如果没有‘寻根’，‘第五代导演’起码会以不同的样子，在另一个时间出现。”

　　“我们搭建这个‘寻根文学’的工作坊，不只是为了怀旧。”何同彬则指出，近年来，“地方性”成了文学研究的流行方向，“新南方、新东北、新浙派”作为时兴话语不绝于耳。而作为一场“告别过去的文学范畴，创造地方可能”的文学运动，“寻根”思潮作为今日文学研究的先师恰如其分。也期待这份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现场，可以进一步召唤年轻一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者的思想动能，希望寻“寻根”之根，能为其寻到日后之路。

　　今年67岁的“寻根”作家李杭育仍在创作中延续现实的根。

　　2022年，他推出长篇小说《醒酒屋》。他本人也化作人物“李三”跳入其中，将和他缘分匪浅的富阳再次带回大众视野。最近，他又在长篇小说《多梦人》和中篇小说《水浒客栈》的创作之间穿梭跳跃，无独有偶，《多梦人》依然将笔触落在富阳，讲述一群年轻的外乡人在富阳的创业故事。两篇小说预计在2025年上半年完成。

　　为了维护自己创作的纯粹性，很长一段时间，李杭育不读他人的文学作品。但根据一些文学议论，他得出一种印象：当下的作家们在回避现实，将笔伸向了自己未出生的年代，写一些架空的故事。他认为，这值得警觉。就算这样创作表面上再热闹，从文学史的角度俯瞰，长此以往，这些作品的价值可能趋于浅淡。文学创作，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时代，生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