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访姚克并不容易。

　　他的诊室外，总排着密无间隙的队伍。不出诊的上午，他会连续做十几台手术；午饭后他只给自己半小时休整，下午一般处理科研、教学和医院行政事务。他身姿挺拔，走路“带风”，走廊上、餐桌旁、会议室里，都在见缝插针地工作……

　　这的确符合我们对于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的设想。可直到推开他诊室的门，一位普通医生的形象又渐渐具象起来——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浙大二院眼科中心）二楼，白内障专科门诊。和所有诊室一样，门口等候着的总是面容焦虑的患者，开门的一瞬间，人们见到了院长姚克，他带着让人心安的微笑。

　　检查时，他把高龄患者扶上座椅；看诊过程中，他习惯拿着一支笔，在病历上圈点，画各种示意图便于患者理解，再仔细写下每个治疗步骤。每位患者离开诊室前，他会起身把他们送出门外。

　　“他是大专家，为什么还这么有耐心？”

　　跟着姚克坐诊的几天里，我们和这些患者一样，沉淀出许许多多的疑问。几次采访中，我们一点点地找到了答案。

“我的病人当然是我做”

　　在姚克的诊室，我们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放心”。

　　来这里求医的患者，大多面临复杂的眼疾。高龄、眼部基础条件差或是多种疾病叠加，加剧了手术难度，他们中有不少人辗转过多地，最后找到了姚克。

　　眼前，一位高龄白内障患者角膜发炎、并患有糖尿病，被多家医院婉拒。越到后面，越是没有医生会说“放心”两字，他几乎是不抱希望地来到这里。姚克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放心，不至于失明，我们想办法。”

　　老人有些不知所措。姚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用无声的肢体语言，又“说”了一次刚才的话。

　　一个上午的门诊时间，挂号的足有四五十位患者，可从不见姚克“赶时间”或是不耐烦。患者大多是老年人，有的来自外地，有的视力听力都有障碍，他尽可能通俗地和他们解释复杂的眼科原理：“眼睛就像照相机，现在我们给你换‘镜头’，多层的，看得更清楚。但是，要先给你查眼底，检查‘胶卷’好不好”；在讨论手术方案时，他总是站在患者角度：“我建议不用装最贵档次的晶体，如果平时没有看书习惯，戴老花镜更方便……”

　　有些好不容易挂上号的病人，总想和大专家多咨询一些问题，姚克在兼顾门外患者数量的同时，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有些患者不放心，一再确认：“姚医生，我的手术是您做吗？您这么忙，会不会安排其他医生？”

　　“你是我的病人呀。我的病人当然是我做。”不论重复回答多少次，姚克的语气始终温和又坚定。

　　姚克的学生吕丹旎说：“姚老师一个上午看这么多病人是常态，如果遇到从外地老远赶来的，他会帮着加号，不吃饭也会把门诊先看完。”

　　几次门诊过后，我们渐渐理解了这位全国著名专家的“耐心”。正如他和学生们常说的：“我们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医生，是患者的信任成就了这个职业，我们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不做“保守”的医生

　　在手术台上，姚克和所有眼科医生一样严谨、沉稳。他那双灵巧的手，能在精密的眼球结构中自如“游走”， 首次采访的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完成了两台国内首例白内障新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

　　可就在落座的几分钟内，他笃定地形容自己是个“不保守、不安耽的人”。

　　“不保守，对当医生有什么用？”我们脱口而出。

　　他没有急着解释，而是掏出别在白大褂口袋上的一支笔，在手边的一张白纸上，画了一条弧线和一条直线，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80年代那场球面晶状体和非球面晶状体之争。

　　姚克是幸运的。出身于眼科世家，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研究生考试，顺利地从原浙江医科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又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师从我国著名眼科学专家陆道炎教授。

　　彼时，中国的眼科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没有国产人工晶状体，大量白内障患者都摆脱不了致盲的命运。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口人工晶状体开始进入上海，这个小小的透明球状物体，让白内障患者看到了曙光。

　　博士生姚克敲开了陆道炎教授的门。

　　“球面人工晶状体有球面像差，非球面光学质量更高，有没有可能发明一种非球面晶状体？”

　　看着眼前这位在眼科领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博士，陆道炎的心里有些担忧，但更多的是惊喜：“这是欧美国家认定的金标准，已经在临床上应用多年……你觉得你能再造一种新的人工晶状体吗？”

　　姚克认真地点了点头：“我硕士学的屈光学，我想试一试，教授。”

　　博士三年里，人们常常看到他没日没夜地泡在学校实验室里。仪器满足不了研究需求时，他就蹬上自行车，到原上海光学机械研究所借场地。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球面晶状体的不足；脑子里，是排山倒海般的测算公式，全然“听不见”周边那些称他为“愣头青”的声音……

　　终于，博士毕业前夕，姚克测算出了第一个非球面等视像人工晶状体的公式，证实了自己的猜想。课题《非球面等视像后房型人工晶状体的研究——设计——研制及临床应用》在国内眼科界一鸣惊人，获得1990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从此，国际眼科界有了另一种声音——非球面晶状体，来自中国的声音。

　　浙江医科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愿意给他提供一份在当时条件足够优越的工作。但是，姚克的心又在憧憬未来。

　　非球面人工晶状体在理论上“疏通”了，但由于国内条件有限，不能进入试验和生产阶段。“西方的眼科到底先进在哪里？他们能做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两个问题在他的心里一直盘旋，久久不能平复。一年后，他主动要求到瑞士留学。

　　大洋彼岸的学习经历，令姚克震撼不已。欧美人的白内障手术切口仅为3毫米，国内是11毫米。“无论手术效率还是愈后效果，我们和国际前沿水平之间都有一道技术鸿沟。”他一遍一遍地在信件、电话里和国内的同行说，心中万分焦急。

　　在瑞士的刻苦学习，让姚克掌握了国际前沿的眼科理论、技术。他婉拒了留在当地做研究员的邀请，回到国内临床一线。在条件仍然不够完善的诊室、手术室、实验室里，“白手起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白内障治疗领域耕耘着。

　　有人会问姚克：“觉得自己能干到哪一年？有没有想过退休？”“退休是到了年龄必须要办的，但光明事业永无止境。”姚克答。他的世界里，仍有太多“好奇”的想法等待进一步验证和探索。

　　“年轻医生思维敏捷、体力更好，比起他们，我觉得自己更像一名‘试飞员’。”他说，“每次的全国首例手术，都像是试驾一架新战机、去往一片未曾探索过的空域，我喜欢带头尝试和探索。”

要和国际顶尖水平齐头并进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8楼，有一个占地近4000平方米的实验楼层，这是姚克和他的学生们挥洒汗水的地方。每天，国际最先进的精密仪器马不停蹄地运作，成千上万的实验数据被测算出来……这些走在全球前沿的研究，指向的仍然是姚克的“老本行”——眼科和视觉科学研究领域。

　　我们不解，在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白内障手术从难度到愈后都已经相对成熟，就像是一座不少人都已经登上的高山，还值得继续爬坡吗？

　　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虽然，他的医学生涯，亲历了白内障手术技术的飞跃，见证了如今浙江省内每个县都能独立完成微小切口白内障手术。但他依然敏锐地“嗅”到了不少难点。

　　几十年的一线门诊中，他发现，不少治愈的患者时隔多年又找了回来，年复一年，他们的晶状体囊膜再一次浑浊，不得不接受二次激光治疗……

　　“人们只看到了白内障手术的普及，却不知道两三成患者要承受人工晶状体植入后的‘发障’并发症，而在儿童白内障患者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90%乃至100%。”看着一双双无比渴望光明的眼睛，他表示：“白内障研究，远没有到可以松下来的时候。”

　　明亮的实验室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指甲盖四分之一大小的透明物体——新型药物缓释人工晶状体，这是国际最先进的人工晶状体之一，和普通晶状体不同的是，它有一层很薄的涂层，上面有着肉眼不可见的高分子材料孔隙。

　　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是个精妙的载药装置，能够将安全、无毒性的药物附着在人工晶状体上。植入白内障患者的眼球内，便能定时、定量给药，在更长时间内有效避免二次浑浊的发生。目前，这一走在国际前沿的研究已经完成动物实验，不久后将投入临床试验阶段。

　　“解决人工晶体载药、缓释问题一直是一个技术难题。”姚克的学生张晓波说，他和导师姚克表达过自己的忧虑，一如既往鼓励创新的姚克告诉他：“不要怕犯错误，做不出来没关系，有想法去做就行。”

　　近年来，团队不仅在小小的人工晶状体上下足功夫，姚克团队的目光又瞄准了另一个交叉领域。

　　“即便再精益求精，人工晶状体依然无法与自身晶状体比。”他说，去前，团队运用国际最前沿的干细胞技术，成功诱导了目前世界上透明度、厚度、形状和屈光度与天然晶状体最类似的原位再生晶状体。“如果白内障患者能够再生一个晶状体，植入人工晶状体导致的种种风险、问题都能避免。”

　　这个4000平方米的空间，装载着浙江大学眼科的无数梦想与汗水。回到为什么“继续爬坡”的疑问，姚克说，全国有着1.3亿的白内障患者，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和发病年轻化的趋势，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长。

　　他又一次掏出白大褂上的圆珠笔：“目前白内障手术2毫米的切口，只有笔尖大小。”他顿了顿：“10多年前，我从没想过十几毫米的切口可以‘进化’到这么小。反观现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呢？”

　　其实，“爬坡”的不仅仅是姚克。他反问我们，几十年来，整个中国眼科又何尝不是从“白手起家”到飞速前行呢？

　　不久前，第39届世界眼科大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开幕，姚克担任本届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眼科医生首次担任世界眼科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而就在30多年前的这个会议上，姚克是会场上唯一一张中国面孔。

　　“当年刚到国外时，我为他们的技术而惊叹；如今，外国医生参访我们医院，他们告诉我，这里的设备和条件是他们的梦想。”姚克说，不能满足于“追赶”，更要和国际顶尖水平齐头并进。

播撒更多的“种子”

　　姚克眼中有两座“山峰”。

　　一座是抽象的、永无止境的医学高峰，他认定一条路，用科学技术和经验步步垒筑；另一座是现实世界里的高山，群山深处有很多“走不出去”的眼科病人，“那我们就把光明送到他们的家门口。”

　　“送光明”是数十年前埋下的一粒“种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有2亿多老年人遭受白内障和其他眼病侵袭。那时候，姚克在浙西山区下乡插队，在城市里长大的他第一次目睹眼病患者的困苦与无助。

　　姚克清晰记得一位患有严重白内障、几乎双目失明的老农民。老人平时上山砍柴，只能靠系在山道两旁树枝上的一只只白色塑料袋为标识，艰难摸索着上下山。

　　“他们根本不知道白内障手术能恢复视力，没想过生命中还可能再见光亮。”青年医生姚克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给这些患者创造条件，重见光明。”

　　在瑞士留学期间，看到当地医院用汽车、飞机搭载流动医院给非洲患者看病，姚克受到启发：“浙江山路多，我们也搞个‘汽车眼科医院’，把医疗资源送到更偏远的地方。”

　　1997年，深秋的清晨，一辆白色中巴车从浙二眼科中心驶出，奔赴“光明行”的第一站：丽水遂昌。姚克同治疗眼底病、角膜病、青光眼的数位专家一同出发，为了给更多诊疗仪器和耗材腾出空间，医生们挤在一起，随着山路盘旋。

　　到达县城时，他们和当地人打听，哪里更缺医疗资源。人们指着远方高耸的群山：“那里面，从来没有眼科医生”。

　　汽车向着更深的山区、海岛驶去——村里没有条件开展手术，孤寡老人没有人陪同，他们就把病人接来县城，术后再送回家；海岛上路面狭窄，车轮常常陷到泥坑里，医生们下车一起推着走，辗转一天才到达目的地。

　　没有人觉得这是辛苦的事。姚克说起这些，眼里闪着光。

　　“一个老年白内障患者，一辈子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术后拆下纱布……”说到这里，姚克停住了，“那是一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瞬间。”

　　老人用手指着病房里的东西一一念出声，“这是天花板、病床、开水壶……我都看见了。”姚克见证过无数个这样的时刻。一双眼睛，勾连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没有什么比这种幸福喜悦，更令人欣慰。”他说。

　　27年过去，车辆更新到了第四代，车辙遍布山区、海岛、边疆大漠等十余个省市区，团队为全国超10万人做了免费义诊，完成免费复明手术1万多例。

　　然而姚克没有满足。“汽车流动医院不应止于‘送光明’，更要输送技术、送人才，填补一个地方的医疗短板。”

　　他们有更长的路要走。每到一个地方，团队会为当地医生更新设备、手把手教学，浙大眼科医院为边远地区培养了一批眼科医生，中西部地区建起9所复明中心。来自西藏昌都人民医院的李和恩，由姚克亲自带教，后来成为西藏第一位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超乳手术的医生。

　　“跟着汽车去跑一跑。”姚克常常对他的学生说。医生，不只是看病救人，接触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人群，更重要的是一份同理心，将心比心。

　　吕丹旎说，这几乎成了师门的“必修课”。“平时在城市里，我们对便捷的医疗条件司空见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行医，是一段特别珍贵的学习经历。”

　　去年，吕丹旎主动下沉丽水庆元县人民医院帮扶，和她一样，一代又一代浙二眼科人，跟随汽车“流动”“下沉”和“扎根”，播撒更多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