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文学的项上明珠。全面复杂、人物丰富、情节跌宕、结构精巧、哲思深入……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因而往往被誉为“时代的百科全书”。

　　不过，荐读一部长篇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身处讲求效率的今天，且不论创作的好坏，普通读者已然少有耐心愿意去品读一本“大部头”了。这对读者与作者，乃至文学发展来说，都无疑是一种遗憾。

　　近日，叶兆言全新长篇作品《璩家花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现有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为背景，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讲到了今天，书写了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书的推广语称其是“时代的记忆”，是“平民生活史”。

　　可千万不要被宏大的定语所吓退。读过你就会发现它的轻盈、平实、真诚。

　　抛去技巧、立意之类专业角度不谈，从某种程度上，“好读”是《璩家花园》最显而易见的重要特色。别看它厚，如果你愿意，几乎不用歇一口气，花个一天两天就能顺畅地读完。用豆瓣上一位读者的话说，“文笔无比的丝滑，读起来跟吃打卤面一样吸溜吸溜的”。

　　正是这种痛快十分的体验，让人仿佛回到了在被窝中挑灯夜读的学生时代。那激情澎湃、欲语还休的心境，是文学才能掀起的波澜，实在令人怀念又感慨。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好读”的另一个近义词是“通俗”。“通俗”是不是一个好的评价？各有各的看法。叶兆言倒是非常坦率，曾撰文《小说的通俗》直抒胸臆，说“小说本来不是什么大学问，小说本来就是通俗的东西”。

　　如果说，“被看见”是文学实现其价值的前提，那么《璩家花园》胜就胜在了这份“俗”。

　　小说的角色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俗人”，如每一个你我，或者身边亲友。

　　璩天井，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傻小子，看起来似乎除却成功和喜欢的姑娘共度一生之外，其余一事无成，没有享受任何主角光环，甚至还有些糊里糊涂——糊涂到在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好大学又没去报到，又糊涂到连那位姑娘给他“戴绿帽”都毫无察觉。

　　那些配角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是一群名为工人、保姆、个体户、教师、警察、干部、知识分子等等的市井小民，没什么身份显赫的贵人、天赋异禀的奇人，或是刚正不阿的伟人。他们不好不坏，游走在人性的灰色地带；他们不算成功也没有跌入尘埃，普通人大多如此状态。相比遥不可及的“大人物”，这些“小人物”更容易被社会风吹草动波及，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困境、心态才能与大多数人达成共鸣。

　　小说的故事听起来也都是些“俗事”，尽是时代滚滚车轮碾出的家长里短。

　　就像莫言和高密、汪曾祺和高邮、张爱玲和上海，叶兆言是和南京深度绑定的作家。他书写了南京城四十余载。不过，除了后半段出现的“盐水鸭”，《璩家花园》的南京味并不太重。实际上“盐水鸭”换成“姜母鸭”“北京烤鸭”也未尝不可。就连故事发生地“璩家花园”究竟在哪儿也不甚重要。用叶兆言的话说，“任何有一点历史的城市都会有这样古老的、有变化的、有故事的街区”。

　　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出国潮、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棚户区改造……那些推动故事发展的历史背景，更是一群人的集体经历。这群亲历过的人，正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能交流，也能干事。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也多多少少左右着他们的人生，又牵扯起我们的命运。

　　这种普遍性使得读者能够很轻易地走进作者构建的文学世界，继而以自身的经历做链接、做延伸，由此及彼。

　　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叙事也保持着平视的角度，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有讲什么人生道理、金玉良言，更没有开出“上帝视角”，带着读者把起因经过都给说明白、捋清楚。它留白给了读者巨大的空间，去想象，去思考，去填补那些言而未尽的情节。这是对读者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敦促与尊重，也是对真实生活境况的模拟——生活的苦乐不尽相同，谁又能指导谁呢？

　　也许，这也是叶兆言为什么认为《璩家花园》与梁晓声《人世间》相比，世界观和文学观并不同的原因。比起带有俯视视角、知识分子意味的“人世间”，他还是更喜欢“人间”和“民间”。

　　前不久，我怀抱着邀请“大咖”的心情，忐忑地和叶兆言约专访。过程比想象的顺利太多。他认为，这是对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尊重，对记者报道文学创作的尊重。又想起早前，他曾在别的媒体访谈时说过这样两句话。

　　一句洋溢着确凿的自信：“这是我真正看家的书。”

　　一句微澜着无奈的卑微：“今天阅读我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了，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惜，珍惜自己还有写作的能力，还有写作的机会。”

　　身处讲究效率的今天，耗费好几年，写一部长长的小说，把时代写得举重若轻，又把人生写得欲说还休，还有意无意留给了读者发挥的空间，很难，也很难得。

　　现在，叶兆言——这位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的孙子、知名作家叶至诚的儿子，成长在不折不扣文艺之家的“继承者”；既在厂子里拿过好几年铁钳，又是终成拿笔杆子过活的“跨界者”；年近七十还保持着“战斗热情”的文学圈公认的“拼命三郎”；会跳出来说“纯文学从来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这么说，于是也难得有人跳出来揭穿”的“实在人”——诚挚地捧出了一部《璩家花园》。

　　它值得我们去读一读。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文学创作的难与易

　　记者：在这样一个年纪，耗费精力去投入这样一部宏大作品的动力是什么？

　　叶兆言：说不上什么动力。作家就是一直要和“写不出来”作斗争，和“写好”作斗争。《璩家花园》只是我连续劳作的其中一步，就像运动员一样打了一场比赛而已。当然，随着年龄大了，体力会有点跟不上。所以比较笨的办法就是增加每天的工作量。

　　可以明确的是写作并不容易。都说“便宜没好货”，写得累，写得不容易这是正常的，艺术就是克服困难。我能接受精力耗费的“写不出来”，但一直觉得“写作容易”是个大问题。

　　记者：要怎么理解“容易的写作”？

　　叶兆言：因为写作一旦容易了，就意味着你可能在“驾着轻车走熟路”。这是写文章的一个大忌。媒体总说我关注南京、熟悉南京、熟悉民国。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麻醉剂”。文学创作不应该轻车熟路，一定要有许多“不痛快”“不适应”才有意思。

　　当然，一个作家也许已经费尽心思变花样了，在读者看来可能也没“跳出去”。但是我必须要有“要跟自己过不去”的想法，并为此做出努力。如果一篇小说没有让我觉得有不好驾驭的地方，那就是有问题的。

　　记者：您觉得《璩家花园》不好驾驭的地方在哪里？

　　叶兆言：每一本书都有不好驾驭的地方。要说《璩家花园》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技术操作的问题。

　　比如写民国小说，我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最关键的是要把不熟悉的历史尽可能写真，要让读者觉得“这家伙好像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真和假”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璩家花园》描写的时间和空间我都太熟悉了。我就想把它弄得跟假的一样，让人觉得这故事和我本人没关系。我其实不希望人们评价《璩家花园》“写得很真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虚构小说。

　　记者：把小说写“真”不好吗？

　　叶兆言：小说是虚构的，“真实”不应该是它唯一的评价标准。都说“真亦假时假亦真”，这个“真假”是可以相互作用的。

　　卡夫卡写《变形记》，把人变成甲虫。这事情显然是假的。但是他把人变成了甲虫以后的感受写得跟真的一样，让读者能体会、理解、代入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文学艺术要表现、要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的真实处境，而不是故事的真实。

　　人物塑造与“爹味”

　　记者：《璩家花园》主角璩天井很平凡，也有点窘迫，他的人生轨迹也几乎是“被动接受”的结果。但是您很喜欢他。您觉得这样一种人物的闪光点在哪里？

　　叶兆言：写小说人物，我当然希望他们身上有闪光点。不过，我觉得璩天井身上可能既有贾宝玉的影子，又有薛蟠的影子，三言两语说不太清楚。读者可以自己体会。重要的是我给了他“生命”，就必须要让他“活起来”。

　　我清楚地知道璩天井是个理想人物。现代人很少会有人像他那样去痴迷、踏实、不计回报地只爱一个人。但就算99%的人不是这样，也还是会有那1%的人存在。璩天井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

　　记者：怎么理解璩天井的“幸福”？

　　叶兆言：说老实话，我一直认为“爱别人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幸福。我这段时间在岭南大学驻校教课，让同学们写一封情书。我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表达的都是“希望别人来爱你”。

　　记者：是太“被动”，没有掌握“主动权”。

　　叶兆言：这和主动不一样。他们没有把那种纯粹的天性，单向度的、像阳光射出去一样不图回报的爱展现出来。好多年轻人在表达“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这是一种交易。所以我一直说璩天井是“假”的。我需要在他身上花很大的力气，让这一个假的人立起来。

　　记者：您希望读者成为璩天井一样理想状态的“幸福”的人吗？

　　叶兆言：完全没有。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爹味”，是吧？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在小说中间“爹味”太重，不要有太多评判在里面，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我比较担心的是，读者在阅读上会有一些困惑。比如璩天井不小心爬上祖宗阁，意外看到女性更衣，感到大为震撼的事情。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不是什么低级趣味。我担心璩天井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正经的男孩”。

　　今天，大家的阅读可能比较粗糙。其实我在小说里面埋了许多需要深究的细节。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阅读的时候，把它们背后的深意给挖出来。

　　读者评价与作家使命

　　记者：《璩家花园》面世有一段时间了，也开了作品研讨会。对您来说，哪些评价让您印象深刻？

　　叶兆言：不能说我很在乎读者意见，也不能说我不在乎。但问题是我的习惯是一个作品写完了，得赶紧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状态。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人总是很虚荣的”。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就拿我在岭南大学做驻校作家来说，我就觉得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每周要讲一节课，我得写讲稿。写完讲稿，年纪太大了又背不下来。太累。

　　当然，有时候也有意无意会看到一些评价。对于那些没说到“要害”的评价一笑了之就行。也有很尖锐的批评家，真是看到你的弱点，需要严肃对待。

　　记者：哪些评论戳到您的“要害”了？

　　叶兆言：有两个人说的话我经常会想起来。

　　一个是王朔。当时别人转给我一篇他的文章，大概意思是：像叶兆言他们那样的江南才子，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记者注：王朔曾在访谈时提到：“苏童、叶兆言,在南方的生活太舒服了,作协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文章有闲适气、才子气、六朝气,小说也就一般般。”）我会把他的话用来提醒自己，不要过得太舒适，不要才子气，不要自我得意，要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干活。

　　还有一个顾彬（记者注：德国汉学家）。他的很多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但有一句话的确是悬在我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说：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复自己。

　　我总是在提醒自己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从事的文学必须是要有追求的，是世界性的。南京作家写的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中国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像高山一样竖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努力往上爬，不能停止攀登，不能固步自封。

　　我的兴趣并不是南京的“盐水鸭”和“鸭血粉丝汤”。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卖土特产的”。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身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是什么？

　　叶兆言：使命这个词太重太大，一个小小的作家怕是担当不起。作家永远不要高估自己。鲁迅也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老老实实把文章写好，不要装，够真诚，就可以了。

　　记者：其他就留给后面人评价。

　　叶兆言：对。但我也在想，一个作家有时候也挺忧伤的。现在看文学的人不如以前多了，很可能我作品根本到不了别人的眼皮底下。

　　但就像爱情一样，就算有99%的人都不再看了，也还有那1%。这种信念支撑着我：万一别人有机会看到你的小说，你要对得起别人。

　　记者：接下来的新作会做一些创新吗？

　　叶兆言：肯定有，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我在没有完成以前先不想说。

　　记者：是小说吗？

　　叶兆言：当然是小说了。最快出来的大概是在岭南大学上写作课程的讲稿。从理论上说，课要持续到明年1月。

　　记者：会把上课内容整理成书？

　　叶兆言：其实也不是整理成书。我是先写成书再讲。这是最笨的办法。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