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地方相依共存、相通共融，有天然的熟悉感、亲切感，如何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教育资源，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让孩子们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

　　全省首批优秀先贤地方专题教育材料《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在杭正式发布一个月来，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该套丛书遴选了从东汉到清末近2000年间，浙江省历史上有着较高知名度、较强代表性，并在现今仍有较大影响力的13位思想大家、文化名家。这是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省域、系统性、体系化中小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一次创新探索，也是浙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这些优秀先贤是怎样遴选出来的？这套丛书又是如何编写，怎么保证高品质的？

　　遴选出13位先贤，

　　思想品德是第一标准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王阳明故居管理部副主任方敏至今记得那场新书发布仪式。

　　作为一位阳明文化传播者，也是一名家长代表，她提前受邀对丛书进行试读。“这套先贤教育丛书的推广使用，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充分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更自觉、更自豪地将优秀先贤精神传承下去。”发布仪式上，她的发言收获了持久的掌声。

　　故事还要从更早说起。那是2023年11月初的一天，王阳明故居来了几位特别的参观者——当时正在余姚考察调研的中央和省级宣传部门主要领导。经验丰富的方敏负责讲解工作。

　　边走边讲，方敏说起被四年级儿子“出考题”的趣事。“有一次他突然问我‘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用了什么战术’。”方敏说，她印象很深的是，儿子夸王阳明“不用刀剑就能打胜仗”，说长大要像王阳明一样厉害时的样子，简直就是“小迷弟”。

　　这个花絮般的无意之举，勾起了听者的好奇。王阳明是思想大家，一个小学生是如何对他产生兴趣的？

　　在方敏看来，这跟余姚当地注重在青少年中传播阳明文化有关。原来，余姚将“阳明文化”纳入学校地方特色教育课程体系，不仅开设相关课堂，还专门出了以阳明文化为主题的地方专题教育材料。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是各地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开展先贤学术研究的很多，但像余姚这样直接从娃娃角度出发，编写教育材料又搬进地方特色课程的，少有。

　　不久，省委宣传部又深入余姚调研。越调研，越多人感受到优秀先贤是一项独特的教育资源。

　　“优秀先贤与本地人缘相近、地缘相邻、文缘相通，有些还是血缘相连，让人有天然的熟悉感、亲切感，是本地历史传统文化的筋骨所在。”省委宣传部有关处室负责人表示，文化养心志、育情操，方敏儿子等余姚孩子身上展露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已显示先贤文化进课堂的价值所在。

　　调研评估后，省委宣传部决定把余姚的经验推广到全省。

　　从一定意义来说，这是《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故事的开端。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的厚重历史，这里人文资源丰富，诞生的先贤巨匠灿若星辰。

　　以各设区市为主体，省委宣传部立即组织各地挖掘推荐历史上的宗师泰斗、名贤大儒、思想大家、文化名人等优秀先贤。经过初步筛选，各地推荐报送的先贤预备人选共31例。

　　“我们对每位人选都逐一进行研究讨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葛永海等多位专家，欣然受邀参加了《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人选专题研商论证会。在他看来，这无论对系统提炼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思想内核、人文精神还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各地推荐的先贤，来自不同朝代，在各自领域都有建树。怎么选？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从生平事迹、思想内核、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多维度考量，充分考虑到人物思想与浙江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兼顾不同朝代、不同地区等平衡。

　　最重要的，是人物的思想和品德。“这是遴选的第一标准。”葛永海说，优秀先贤肩负模范意义，对于积淀学生文化底蕴，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终，南宋陆游、元末明初刘基、明代王阳明等13位在浙江历史上有较高知名度、较强代表性，在现今仍有较大影响力的思想大家、文化名家，成为首批优秀先贤专题教育材料人选。

　　今年1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联合省教育厅正式启动《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编写出版工作项目。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从省级层面将浙江历史文化名人、优秀先贤转化为地方独特教育资源，全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中小学生中薪火相传、代代传承。

　　接地气讲好故事，

　　让先贤变得可亲可近

　　教材编写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省委宣传部在余姚调研时，就了解阳明文化主题地方教育材料编写经验专门召开座谈会。时任余姚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郑水军被频频“点名发言”。作为执行主编，他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阳明文化主题地方教育材料源于2021年，余姚提出“培养阳明传人”。郑水军说，书最早以读本为名组织编写，但在实际操作中坚持了“教材标准”。这显然要求更高，不仅要吸引学生认识了解王阳明，还要在学习中激励学生有所思考。从框架内容到最终定稿，余姚足足打磨了一年半时间。

　　余姚的经验为丛书提供了借鉴。但考量到这次涉及面广、先贤人数较多，在项目筹备时，省委宣传部就会同省教育厅，找到国家出版智库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郑汉阳，请其担任丛书编写工作推进小组编撰总协调人。

　　郑汉阳在大中小学校教材教辅出版领域有长期工作经验，还参与过国家第七次课程改革时有关义务教育教材的出版工作。听了项目介绍，他当即答应：“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后来每个加入项目的人都没有犹豫，他们都抱着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我们的孩子从优秀先贤身上汲取力量，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培塑家乡情、民族魂和中国根。

　　考虑到学生认知特点，先贤教育丛书分小学版“走近”系列、初中版“品读”系列，计划出13卷26册。按照“一名先贤人物对应一个材料编写组”的原则，经省级部门统筹，各地很快组织社科研究机构、高校、教科院、教研室等部门研究专家，并调配一线教学教研经验丰富的教学骨干成立编写组。

　　今年1月16日，浙江省首批优秀先贤地方专题教育材料编写工作培训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超150位编写人员参加集训。这次培训会，是动员会、业务辅导会，也是“倒计时”启动会。

　　会上，组织方明确提出，计划在2024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进行丛书试读试用。考虑到审定、出版等环节，倒排时间后，各组必须在4月底前形成送审稿，提交省中小学材料审定委员会审核。这也意味着，实际编写时间仅有几个月，期间还横跨一个春节和开学季。

　　要在这么短时间完成编写，听起来就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要求的确是很为难大家，但我们说‘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先对自己有要求，才能达到要求。”省委宣传部有关处室负责人真诚也很直接。

　　组织方下发《编写工作手册》，统一了编写体例，对结构框架、行文规范和内容重点等也作了明确和提醒。“人物的思想生平往往是多维、多面的，这就要求编写把握和取舍的内容要特别精确、谨慎。”郑汉阳说，遵循的要求很多，比如要材料翔实，文句通顺；要把握导向，史实清楚；要客观评价，切忌盲评；要理顺逻辑，提炼标题；要着重教育，去除糟粕；要深入浅出，符合学理；要图表明晰，体例均衡。

　　这些内容看似简要，但在具体落实中有难度，也是编写组面临的挑战。

　　从搜集素材开始，舟山教育学院副院长王依群和组员们就遭遇了困难。他们编写的主角——儒学大师黄以周，舟山定海人，在晚清学术界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主讲南菁书院期间，更是培养了近千名弟子。但在舟山，关于黄以周家族的故事，仅有一部《黄氏家谱》；黄以周的治校理念，也仅有赵统先生《南菁书院志》中的极少篇幅。

　　“我们就采用现场考察、请专家讲授、小组学习、个别分享等形式，边学习、边培训、边编写。”王依群说，这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使命感，不放过任何一处体现黄以周少年好学、青年专学、中年治学的细节。

　　和黄以周相比，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资料丰富。作为中国陆游研究会副会长，《陆游》卷执行主编、绍兴文理学院教授高利华对陆游更是如数家珍。

　　诗歌是陆游的特色和亮点，但高利华和编写组编着编着发现越来越像“语文书”。如何选择素材，编写出“文学味”不那么浓，又能勾起中小学生兴趣的内容？对习惯了学术论文著作的高利华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

　　团队中思政老师的加入，为高利华带来新思路。“从德育角度出发，调整表述、增加故事，同时拓展形式。”她以小学版增添的话题举例，比如讲述陆游喜欢猫、会种花种菜，这实际是展示其爱生活、爱劳动的一面，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大诗人一下子变得可亲可近。在设计拓展活动上，通过让孩子自己整理书架、书单，从而对陆游爱书好学有进一步理解和学习。“‘菜’还是那些‘菜’，但烹饪方法不一样，味道就不同。”

　　从一定程度上，这正是遵循学生认知特点和教育规律，在挖掘提炼先贤的思想内核和人文精神基础上，对中小学生思想启蒙和价值引领的尝试，更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

　　容不得一点差错，

　　用情怀和使命感编写

　　历时仅9个月！

　　从选题策划、组建编写团队、拟定书名、专家审读、编校出版到传播发行，这是浙江速度。先贤教育丛书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通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在全省各地中小学中推广试用。

　　眼下，各地正结合丛书创新教学方式，将先贤故事引入课堂。在武义“明招讲院”，师生们带着课本，和讲院创办人、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沉浸式感受先贤的人文精神；在衢州，根据当地先贤赵抃的廉洁故事，授课教师带头创排课本剧，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知先贤“一琴一鹤”的清廉本色。

　　不久前，杭州市天长小学思政课堂上，授课老师和孩子们一起通过《走近龚自珍》，了解这位先贤在杭州生活学习的故事。同学们还以手抄报和展板形式分享交流对他的认识。“感受到了龚自珍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创新思想，更加激发了我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学生赵璟瑜说。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丛书的最大目的，也是对其品质的最终考验。”在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看来，利用学校集中式、系统化、持续性教育的独特优势，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丛书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一次守正创新。

　　站在今天，再回顾丛书编写过程，它之所以能够以高品质取得成功，得益于全省150多位编写组成员日以继夜的努力，还在于很多有情怀、有使命感的人的加入。这是每位参与者同心合力的结果。

　　从1月底开始，省级牵头部门就建立了月度例会制，从顶层设计上畅通沟通渠道，及时掌握编写进展，并对编写组在实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题给予帮助和解决。

　　丛书编写工作推进小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前往丽水推进解决《刘基》卷编写缓慢的问题。

　　刘基，世称“刘青田”“刘文成”，名字或许已能透露其中纠葛。由于历史行政区划原因，刘基在地方上归属模糊，温丽两地申领共同编写。但在实际编写时，两地在思路上又各自有考量，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导致任务无法有效推进。丛书编写工作推进小组一行赶到丽水，将两组人员喊到一起。

　　“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刘基？”几个问题一出，把大家纠结的点打开了。随后小组一行又对小学、初中两个版本明确了具体牵头方，并对思路进行了重新梳理。

　　“在丛书编写工作推进小组和专家的指导下，我们也捋顺了思路，主线从诗文改为着重突出刘基的优秀品质和历史贡献，着眼于人也落脚于人。”现在回想，执行主编、丽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定华仍然很感慨，虽然当时要全部推倒重来，但思路对了，后面编写的效率反而高了。

　　已经在出版领域工作近10年的余慧琴对这套丛书也倾注了很多感情。身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综合图书出版中心主任，过她手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像这次，在“一个字都还没有”，责任编辑就提前进场，并全程参与项目的情况很少有。

　　“我们8位责编，每人负责对接1到2个先贤编写组团队，从文字表述、插画配图甚至字号大小都要关注。”余慧琴说，从项目立项开始，出版社就高度重视，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编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带队专班运作。他们清楚，这套书承载的意义非凡，受众范围十分广泛，将迎来无数“目光”关注，容不得一点差错。

　　为了确保这套丛书涉及的史实正确、观点精准，出版社在责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审校层级，最终编校超过十余轮。不仅如此，还邀请专门团队对丛书所有插图进行专题创作并细致审查、反复修改，确保符合图文规范，契合主流审美。

　　这套丛书的背后，还有很多默默的参与者。

　　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程继红，作为长期从事“两黄”（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文化研究的舟山学者，在受邀为编写组人员科普黄以周后，又主动以学术顾问身份，不计得失参与编写各个环节。

　　程继红说，浙海大在本土研究“两黄”文化20多年，至今悉知黄以周的人有限，“这次省委宣传部组织编写，让教材带着学生去感受身边的中华文化之精髓，也圆了海大研究成果推广之梦。”

　　青田县伯温中学教师叶倩雯，是最早试教《品读刘基》的老师之一。“在试教过程中，我发现学生通过阅读每一课的‘读文识人’，文学修养得到极大的提升；在‘阅读思考’部分，学生会围绕一个个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思维得到了提升……”叶倩雯说，刘基的智慧和品格，能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今《品读刘基》正式版下发，与试教版相比，她认为内容更权威、系统和丰富，且图文并茂，“4节课下来，越来越多孩子对刘基产生了兴趣，还会主动去了解、学习。”

　　作为全省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有益补充，《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必将为更多人带来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