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不可及的虚数。尽管包含“三皇五帝”在内的创世神话足够浪漫精彩，也不过被学者形容为“众人的梦”。

　　直到2000年11月，考古学家的一小铲不过往下挖了20厘米，金华浦江的上山遗址赫然显现。随着来自万年前的陶器、稻米、石器等遗存逐一重见天光，一个超乎想象又实实在在的全新世界渐渐拼凑成型。

　　去年出版的“中华文明新探索丛书”首部著作《万年中国》由12名学者合著，踏足中华文明核心八大考古遗迹，解读了中华文明“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轴。其中，涉及“万年”的遗址就是“上山”。

　　前不久，丛书第二辑《上山》推出，作者为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是书的副标题，内涵宏大。作为科普读物，《上山》对此做了翔实的阐释。与作者对话中，我们按书索骥，还延伸出一些“题外话”。这时，《上山》似乎又跳出了“上山”，进而面向了更大的世界和更广泛的人群。

　　农业起源

　　人类文明史的大事件

　　何谓人类文明的“源头”？在考古学界，对此定义的边界尚不清晰。

　　蒋乐平更愿意用浪漫比喻，将上山文化称为“世界稻作文明的第一朵花”。不过，自2020年举行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上山遗址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的说法事实上已经被国内学界认可。

　　然而，“上山”的名字，似乎还没有走出学术圈，没有走出中国。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前一天，蒋乐平刚从日本学术交流回来。他发现，日本一个颇有特色的遗址博物馆中，墙上的讲解词在提到稻作文化的时候，标注了曾发现稻遗存的江西仙人洞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竟没有“万年上山”。

　　甚至直到今年，我国一些大学里，农学专业课的课件还笃定地向学生介绍“水稻起源于缅甸—印度的东南亚山地”。

　　“所以，当出版社找上门时，推动我接下《上山》的最本能的内生动力，是把上山文化推向世界。”蒋乐平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发现河姆渡遗址开始，关于稻作起源研究的使命逐渐从植物学界转移到了考古学界。自己写作此书，除却工作职责，更是基于一种“较真”的科学态度。

　　传播，首先需要一份科普“蓝本”。科普考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何理解上山文化的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先从理解农业的意义开始。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国家起源并列“世界考古学界三大课题”，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大事件。

　　如果类似“农业是人类对延续了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告别”的说法太过抽象，不如用一种“很酷”的角度去解读：农业起源，象征人类告别被动，划时代地从老天爷手上夺回了主宰自己生存的权利。

　　而农业诞生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有人从社会学视角解释，认为这是相邻的社会群体有目的地驯化植物以示权威。蒋乐平则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让我们重回11000多年前的“上山”时代——

　　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剧烈降温结束了，气候回暖，万物复苏。但冷热变化已经导致一些植物、动物的消失。狩猎和采集已经不足以为生。人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等着老天爷的给予，而是自己努力去争取。

　　从某一天起，人们开始自己培育植物，越种越多，粮食开始可以跨季节储存。为了照顾需要播种、管理、收获的农作物，人们不再迁徙，开始定居。于是，人口不断增长，聚居，社会分工、物品交换也出现了，然后是等级分化，之后才有国家，有文明的诞生……

　　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社会变革，被称为“农业革命”。数千年之后，第二次巨大变革——工业革命才姗姗而来。

　　根据作物物种不同，学术界普遍对农业起源有“三大中心”之说。酝酿了欧洲文明的西亚是大小麦的起源地。中美洲是玉米等农作物的起源地。中国是水稻、黍、粟的起源地。其中，水稻养活了今天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

　　撇开作物类型，因为发现早、年代早等原因，“西亚中心说”最具影响力。传统认知认为，农业革命最早的发祥地在西亚。而“上山”稻作遗存的发现，将证明稻、麦两种哺育了东、西方文明的作物很可能在同一时间诞生、并存。这两种最古老的文明形态，支撑并主导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史。

　　如此一来，让更多人读懂“万年上山”，意义和内涵不言而喻。

　　今年5月，进一步确认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的相关研究登上《科学》杂志。前不久，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已经签下了《上山》的英文翻译版权。

　　2022年，“上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启动。“我想，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不是四大发明，而是水稻！”已过退休之年的蒋乐平觉得“入遗”很有盼头。

　　“万年上山”

　　还原完整农业生产链

　　《上山》解答的另一个层次是：什么决定了“上山”是“世界稻源”？

　　首先，让我们聚焦一颗一万年前的稻米——

　　在浦江上山遗址博物馆展台中，有一颗芝麻样大小的炭化黑色稻粒。这几乎是馆内最吸引眼球的展品。视觉冲击足够直接。

　　这颗米得来不易。

　　2004年，蒋乐平邀请一同参与研究的考古专家带来了一台浮选机器，对着无穷无尽的土开始筛选。整整一年，漂洗了几十吨的土，几无所获。最后，一名参与浮选的民工用肉眼认出了第一粒。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有24处，出自上山遗址的炭化稻米只有4颗。

　　“但是稻米本身主要起到的是象征性意义。”稻作起源的确认需要一条丰富、完整、翔实的证据链。蒋乐平一再强调：米，只是其中一环。

　　目前，出土过“万年稻米”的遗址不只“上山”。而判断农业起源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是否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蒋乐平曾经翻译过一篇农业起源的学术文章，里面已经提到，历史上一些族群曾“一只脚踏进农业门槛后，又退回到采集狩猎者的行列”。

　　《上山》则呈现了几乎可以还原的一整条“农业生产链”证据链条。

　　考古人在上山遗址首先发现的是陶片。陶胎里面掺杂大量的稻壳。科学家可以通过其中的小穗轴确认这些稻遗存已经出现明显的驯化、栽培特征。后来还发现有些陶器里甚至还有包含稻米成分的霉菌和酵母细胞。它们都是酒的成分。

　　通过微痕分析，一些镰形的石片石器的刀刃部，发现了收割禾本科植物的痕迹。这便是当时的收割工具。磨盘或者石棒上，还残留稻米淀粉粒，这是碾磨脱壳的工具。蒋乐平亲手做过实验，用石磨盘真的可以有效地帮助谷粒脱壳成米。

　　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环壕也被找到了。它圈起了一大块地，被认为是一种村落的防卫措施。属于上山文化遗址的衢州皇朝墩遗址发现了迄今世界发现年代最早的水稻田。其环壕就圈出了足足约3万至5万平方米。这相当于好几个足球场的面积，就是当时的村落大小！

　　一幅生动的场景很容易在脑海成型：

　　很久很久以前，“上山”人精心挑选了一块水好、土好的地，播下了稻种。为了方便照顾，“上山”人决定不再去远处的洞里居住，而是在稻田边造个房子。为了不让其他人随意夺取辛勤果实，稻田边还得再挖一条宽宽的壕沟，看他们过不过得来！

　　日月更替，春去秋来。这天，阳光正好。一个“上山”人惊喜地发现稻谷成熟了！他赶紧喊人帮忙。有人拿着锋利的石头去收割，有人用石磨来脱壳。还有人把新米放进陶器烹饪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吃不完的就储藏起来，或者拿去酿酒，来搭配刚刚烤好的野猪肉！

　　痛快！

　　……

　　考古，考的不是恐龙时代，而是人类曾经抵达之所在。这份血缘之情，总是容易让我们代入情感。

　　在上山遗址发掘现场，蒋乐平就遇见过一位请求踏入探访的外国游客。经过允许，游客小心翼翼地踏入考古人揭露的地层面，闭上眼睛沉吟片刻后，用颇为夸张的语气大声宣告：我站上了一万年前的土地！

　　因而，他始终相信：天文学教授畅谈宇宙之广袤和深邃，但真实感和神秘感永远不及阿波罗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的轻轻一踩。

　　感谢这些明晰的考古证据。它们让许多年后人类的动情有所根据，而非空谈。我们厘清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欲望，也因而充盈着强烈的动能。

　　思维突破

　　探求未知的“山外山”

　　接下来，让我们攀爬“上山”，俯视整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版图。

　　中国考古学不过百年历史，在文明探源的领域，近一二十年才到达高潮。而欧洲考古学早在18世纪就已经诞生，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就有过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年轻，代表了无限可能，也意味着稚嫩。

　　今天的传统文化热浪掀得越大，国家对文化建设工作越重视，蒋乐平就越感慨许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在自传式散文集《万年行旅》中说道：

　　上世纪90年代末，是一个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代。在发掘宁波塔山遗址后，当地政府人员为了利用考古学术资源前来新家拜访。“记得这位部长及其随员在寒舍坐了大半个小时，由于煤饼炉的故障，我连一杯白开水都未能烧出来。学术的价值与现实的冷境，在那个下午形成令人尴尬的反差。”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学术的国际传播，就是要赢取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科学也是这样。话语权能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人的价值观。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发现都笼罩着西方考古学家强烈的殖民色彩，比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直接掠走了古希腊的黄金和文物，而中华文明的探源，是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来揭示的。

　　这无疑是一种幸运。

　　如何更好地承接这份幸运？蒋乐平常说的两个字是“突破”。

　　纵观历史，日心说、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发现，都基于一种敢于质疑、敢于想象的思维突破。考古学界也一样。蒋乐平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浙江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思维突破是从‘上山’开始的。没有‘上山’，跨湖桥文化可能还有争议。”

　　2002年，当地政府踌躇满志地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满怀信心地想用“跨湖桥取代河姆渡，成为浙江新石器文化的新源头”。结果，会上的波折让遗址发掘者蒋乐平有些“下不来台”。有权威专家当场质疑，认为跨湖桥遗址不可能超过河姆渡文化的年代。

　　尽管器物特征反映出来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的文化面貌差距大，在原来的文化序列中也找不到跨湖桥遗址的位置，科学测年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思维的惯性致使人们难以承认：已经足够惊人的“七千年河姆渡”之前，怎么还会有看起来更为震撼的“八千年跨湖桥”？

　　之后，跨湖桥遗址入选了“200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2004年“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但杂声仍在。

　　直到2006年，“上山文化”被毫无争议地命名，人们对“跨湖桥文化”也更认可了。

　　也许，和科学家一样，考古学家的天职也应该是怀疑和批判，而非解释“经典”。而怀疑和批判的合理性，必然要有所根据。

　　“上山”还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以这样一种开放又严谨的心态去探究。

　　比如，“上山文化”的源头在哪里？

　　按理说，一种全新的、成熟的文化面貌，一定要经历漫长的发展。“上山文化”几乎象征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跃升到新石器，中间缺乏“过渡期”。有一些考古学家基于随着全新世海平面上升、人往高处迁徙的认知，推断“过渡期”或在大陆架上。

　　蒋乐平则认为要往高处寻。“实证是考古学的生命。迄今在钱塘江杭州湾地区考古发现的实证表明，距今8500年前的遗址都在海拔超过40米的上游地区。遗址文化层从上到下，层层叠压，‘七千年河姆渡’‘八千年跨湖桥’总是依次叠压，‘万年上山’被压在最下面。但目前河口海湾的低海拔地区，尚未发现上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最早阶段是跨湖桥文化。所以我相信，在长江下游南翼的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的演变进程是从洞穴到旷野，再到沿海平原。”

　　比如，上山文化遗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彩陶上，刻着类似周易的“挂符”何解？

　　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将“观天象，授农事”视为知识体系与礼仪体系形成的源头。那么太阳纹、“卦符”在上山文化的最早出现，不但与农事活动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实现了稻作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整合。

　　另一方面，《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数千年来，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可是年代上，“上山”与作者周文王跨度6000年，地域又隔着黄河、淮河、长江。难道传说创造八卦的伏羲是“上山”人？

　　……

　　“万年中国”和文化自信，都需要“事出有因”。蒋乐平明白：在史前中国的巨大时空中，要将诸文明要素有机串联，合理解释，还存在不少的空白。

　　从“万年上山”的水稻起步，“九千年贾湖”先民已经制造出能吹起七个音符的骨笛，“八年前跨湖桥”的独木舟或许象征人们尝试着探索乃至征服海洋，“六千年西坡”墓葬发现了蚌壳摆塑出了一幅天文星图，“五千年良渚”标志着中国进入早期国家……

　　这些历史的推断，还不足以还原出遥远先民度过的完整一天、一个月、一周年、一辈子，更别说一个族群的世代。

　　但是，我们追求、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