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交，在今江浙地区有一个独特的地方政权，这就是钱镠创建的吴越国。吴越国前后延续虽然不足百年，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创造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总结与借鉴。

　　吴越国的政治体制与方针

　　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唐昭宗授钱镠镇海军节度使之职。镇海军的治所本在润州，由于钱镠镇守杭州，遂请求移军至杭州。从这一年起，钱镠治下的政治体制是藩镇体制，即最高政权机构为节度使府，有节度使、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等职官。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后梁册封钱镠为吴越王；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又加封钱镠吴越国王，从而奠定了吴越国的政治基础。《资治通鉴》载：“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从这时起，吴越国的政治体制遂变为王国体制。这一政治体制一直持续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为止。这种王国体制类似于西汉分封制的诸侯王国，只是职官名称与职能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即唐五代时期的职官制度的特点。

　　吴越国政治包括多个方面，除了政治体制外，主要还是其政治方针的确立，这就是立足两浙，尊奉中原。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方割据政权大都称帝，唯有吴越、南平、楚国始终没有称帝。不过吴越与其他两国又有所不同。其他两国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前后都一度与中原王朝交恶，又向南方其他政权称过臣，而吴越国始终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没有左右摇摆的现象发生。即使在唐末藩镇跋扈的局势下，钱镠也始终尊奉中原王朝，维护其中央政府的地位。钱镠本来是董昌麾下的一员骁将，董昌僭称尊号，封他为两浙都将，而钱镠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反戈一击，擒董以献朝廷。唐昭宗非常高兴，于是，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八月，赐他金书铁券。铁券之上的金字诏文，写了唐昭宗赐给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以及褒奖他平定董昌的事迹。此后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朝统治时期，吴越国一直秉持“善事中国”这一政策。

　　吴越国还执行了一条睦邻政策。早年因与杨行密争夺江浙地区，吴越国长期与吴国处于战争状态。南唐建立后，双方和睦相处，保持数十年相对和平的局面，这有利于两国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稳定，同时为发展文化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吴越国的经济政策与成就

　　吴越国的经济政策也是钱镠制定的，并为后世君王所延续。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重视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增长，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贸易。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境内经济发展，使吴越国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地。

　　首先，农业生产获得快速的发展，水利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采取的措施包括：募民垦荒，发展圩田、营田，使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大兴水利，设立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水利事业，募集兵卒，按军队编制，称“撩浅军”，分布于太湖四周，数量达七八千人，极大地减少了水患。又大力加固钱塘江堤岸，修筑捍海石塘，防止江潮对两岸耕田的侵害。同时，还整治了西湖、镜湖、柘湖、淀山湖等湖泊，涝时泄洪，旱时灌溉，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粮米每斗仅有十文。

　　其次，大力发展手工业。吴越国的手工业主要有：造船业、矿冶业、制瓷业、丝织业、雕版印刷业、煮盐业、制茶业、造纸业等，其中以制瓷业、雕版印刷业、制茶业最为著名。吴越国所造青瓷不仅是贡品，而且畅销于国内外；雕版印刷业规模很大，已出土的吴越国时期印刷品，数量之多、印刷之精美，为学界业界瞩目；江浙早在唐代就盛产名茶，如紫笋、东白、鸠坑、云雾等，至吴越国时茶叶的种植与制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产茶叶运销各地，也是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必需品之一。

　　第三，商业都市增加，商业贸易繁荣。吴越国时期商业都市发展很快，主要有杭州、苏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台州、温州等。其中杭州的发展最为明显，在唐代其规模不如苏州、越州，经过钱镠的三次扩建，使其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并为南宋定都杭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明州，则是当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这一时期吴越国除了与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各国进行贸易外，还通过海路积极进行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与朝鲜半岛。日本自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最后一次派遣唐使来到中国以后，不再与唐朝发展官方关系，五代时期仍是如此。这一时期与其有贸易关系的仅有吴越等国的民间商人。此外，吴越国还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有贸易往来，在各国出土的大量青瓷残片就是明证，从而维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吴越国的文化特点及成就

　　吴越国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文学、教育、科技、儒学、史学、宗教、书法、建筑、造像艺术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与时代特色。吴越国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所谓“承前”主要是继承和延续大唐文化的精髓，所谓“启后”就是奠定了两宋文化的基础，这在儒学、教育、史学、宗教、建筑等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任何一种文化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吴越国文化亦是如此，都是在前代基础上延续并发展起来的。比如教育，吴越国对唐末战乱时期遭到破坏的官学进行了修葺。此外，民间私学也有较大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为吴越国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钱弘俶纳土归宋、南宋定都杭州，都推动了吴越国文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为两宋文化增添了江南独有的气质。

　　其二，具有文化创新的特点。在天文学方面，钱氏王族墓葬出土了多幅天文星象图，这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准确度也是相对较高的。在制瓷技术方面，吴越国的青瓷消除了瓷色青中微黄的不成熟色调，改造成一泓清漪的湖绿色，秘色瓷更是青瓷中的上品。瓷器的纹样也比唐代时更加丰富，发展了雕瓷、镂空等技法，并将金银器与制瓷技法结合起来，创制出金银青瓷等。在雕版印刷方面，杭刻名满天下，杭州是两宋时期全国著名的印刷中心之一。书写、刻字、印刷等不同工序的分工，对提高印刷质量、推动我国古代印刷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建筑技术方面，著名匠师喻皓在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其所著《木经》三卷，直接影响了宋代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

　　其三，宗教思想与理论的创新。有感于当时禅宗只重直观而忽略经典的流弊，延寿编集了《宗镜录》100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著作。天台宗亦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中兴的态势。吴越国时期天台名僧相继涌现，吴越国王派人赴日本、高丽寻求已在中国散失的天台宗经典，天台宗经典大备，致使天台宗十分兴旺。吴越钱氏还对道教经典的整理作出了贡献，如钱弘俶曾资助道士朱霄外编成金银字《道藏》200函，藏于天台桐柏宫。

　　吴越国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作用

　　吴越国虽然只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偏居于江浙地区的小国，却在中华文明的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上，尊崇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实行保境安民之策，为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在条件成熟时，纳土归宋，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在经济上，吴越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这一地区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为两宋经济的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上，由于与中原文化长期进行交流，使得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高度融合。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我国文化重心也开始南移，南移的方向为江淮、两浙、川蜀地区，其中，两浙地区是最主要的方向。吴越国还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进一步交融。宋韵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在不少方面都可以看到吴越国文化的影响。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