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回顾改革开放这40多年，我个人体会，浙江最关键是做对了三件事：放开、建构和遵循。这三者互为整体、互为促进，加快浙江市场化改革。

　　放开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个人记忆中，早在1964年，省委就在报送中央的一份经验报告中提出，不应为了避免错误就不再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后来，1979年8月，省委的一份文件在改革开放后首次提出“允许个体经营”。

　　然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浙江几乎全国最晚放开。彼时，农民要承包，省里只是部分允许，干部很为难，“顶牛”多有发生。这表明，放开在浙江这样的省份，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如何正确认知呢？就是尊重群众愿望，放开群众手脚。后来省里听从各方面意见，作出全面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决定。实践证明“实事求是”是对的。198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冲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值。同年，省里作出放活乡镇企业一条重要政策：经营费用“根据实际开支，列入生产成本”，一般不超过经营收入的2%。我后来去邻省调研，他们羡慕，为当地没有这样的政策而抱憾。1984年、1985年浙江工业总产值高速增长；这两年GDP增速全国前茅，中央关注。

　　放开之所以能如此迅猛推进，是因为让艰难困苦的人们创业生存，还需要争论吗？创业场景哪那么复杂，哪想那么多，先干起来再说。诚如哲学大师萨特所言，“我们大多数的动机都未经我们任何选择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

　　建构是浙江这40多年改革开放的第二条主线。其中主要是建构新的体制机制，建构新的发展战略及模式，建构新的发展格局等。大致到1987年，乡镇企业出现“复制”旧体制问题。我们当时去桐乡调研，多数厂长经理反映缺少自主权，一些乡镇干部也觉得管得太多，企业缺少活力。

　　企业改制1992年开始推进。就是把原本产权不清晰的集体企业，建构为产权清晰的股份制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我1991年末走访平阳几家经编厂的经营者，一说起因产权不清晰而经营困顿的集体企业，他们就说，“我们都是从那里面出来，办不好的”。

　　建构新体制取得重大成果。到1997年，全省乡村集体企业有5万多家改制，改制面不断扩大。当年末，浙江乡镇企业主要指标全面超越邻省。据说有领导听闻后，有一点“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改制”+“加入WTO”，为2001至2011年发展的“黄金十年”，提供了强劲“双引擎”。

　　“建构”举措，不胜枚举。“四自公路”是经典一款，简言之就是自建公路。浙江公路当时已到“崩溃”边缘，我1995年跟随国家体改委领导去宁波，车在路上像极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四自公路”建构了新的体制机制，逐渐改变窘况。同时，“效益农业”、“城市化战略”、“两山”理念、“千万工程”等，均对浙江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在一系列深入调研后提出的“八八战略”是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建构。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积极推动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促进浙江“走在前列”。

　　建构与放开紧密相连，本身即以放开为前提。放开赋予人民群众创业自主权，他们在创业发展一刹那间，建构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浙江，改革多半时候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寓于发展之中。各级党委政府按照发展出题目而推进的一系列建构举措，进一步增强了放开的经济绩效。

　　遵循是浙江这40多年改革开放的第三条主线，内核是遵循“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遵循，形成了放开与建构的认知价值及理性逻辑，支撑其持续推进。这就形成了关于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知行三角，放开与建构是这一“知行三角”的底边两角；遵循是顶角，引领与指导“随风潜入夜”。人们在特定时刻放开及建构的一刹那间，不会想那么多，但在潜意识中，在随后的巩固提升中，必定遵循若干范式。

　　这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遵循自然法则，人类及其社会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以人民为中心，放开加之于群众身上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是社会基本伦理，亦可归入自然法则范畴；二是遵循事实逻辑，乡镇企业令浙江喝到“头口水”，民企重要性无庸置疑，浙江长期来对此有坚强的充分认识；三是遵循世界大势和潮流，浙江出口2023年占全国15.0%，居全国第2，占全球2.1%，可列全球经济体第14位左右，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大潮在浙江留下深刻印记。

　　放开，建构，遵循，在我看来，仍是浙江未来发展的三条主线，也是事关浙江未来发展的知行三角。心灵和实践召唤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已向我们展开灿烂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