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文经济，习近平总书记一向高度重视。早在2006年，他就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提到：“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是浙江改革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和一大亮点。”

　　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亲自部署下，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推动人文与经济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如何理解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新时代浙江又能从文化中汲取哪些新的发展动能？本期我们邀请三位嘉宾，共同探讨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人文经济。早在2006年，他就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中阐明了对“文化经济”的认识。您认为，当前为什么要提出人文经济学？它又包含哪些核心要义？

　　罗卫东：人文经济学不仅是探讨文化和经济、文化和产业的关系，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即以人民为中心是核心特征，优秀文化是基本内涵，审美诉求和道德情感是重要内容。

　　首先，它的核心特征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要围绕人民的实际需求，并不只是考虑物质资源的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以金钱量化、剥削人，忽略了人本身。人文经济学继承了其中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情怀。

　　其次，它与优秀的文化内涵紧密联系。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有它的文化动力。动力从哪来？来源于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管理者的行为。比如，浙江文化十分注重实学，事情做得好不好，不是说了算，而是看干出来的结果。在“事功”文化的影响下，浙江人民主张实事求是、注重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说过，从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可以看作浙江学人反对空话、务实创新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学术宣言。

　　第三，它包含着人们的审美诉求和道德情感。历代以来，江浙人民把精致、细腻等审美诉求融入日常生活里，逐渐演变成特有的文化特征。比如，江浙地区精美的园林建设、发达的文创产业，就来源于当地人对于美的追求。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也推动企业家主动反哺文化事业的发展，诞生了宁波的天一阁、湖州南浔的嘉业堂等，达成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魏鹏举：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示发展经济的目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丰富，更要满足人的需要，包括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平衡和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文经济学正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目前来看，人文经济学是全世界前沿的经济发展理念，它不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而是把人文价值看作基本尺度。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发轫于欧洲，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这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文化土壤，因此不可能发展出市场经济。

　　当然，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驳斥了他的观点。但作为研究文化是否会影响经济的代表性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依旧影响很大，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决定论，本身就缺乏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的观照，也忽略了对特定的文化传统的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并滋养了中国早期民间经济的发展。比如，孔子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满足“庶富教”三个条件，即充足的人口、经济的发展以及精神文明的发达。它反映了儒家治国安邦的人文经济思想，并且影响深远。

　　可以说，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为研究中国经济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内生动能，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认识它、激发它，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洪振宁：一个城市的发展史，不仅有长度，还应该有深度和高度，决定这深度与高度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文化，是城市的根与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根基。创新力的基础和本质是文化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温州人注重经世致用，比较务实，不断开拓求变，革故鼎新，总是以合群抱团来运作，合指为拳，集群运营，费孝通有温州人善于进行“经济结义”之说。这些方面的融合互动，生成为温州区域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文化发展，不能光守着底蕴，要建设文化高地，营造与建设创新文化生态系统。新的文化，才可能拉动发展，引领进步。

　　温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又高分入选“东亚文化之都”，可以通过申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在进一步开放中培育文化名城。进入数字化时代，我们要注重共享与分享，更多地利用“数据超市”，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

　　未来由现在开创，现在也从历史中走来。温习温州文史，我们会获得续写创新史的更多力量，增添更多奋进前行的勇气。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动能

　　记者：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文化始终交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您认为，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罗卫东：浙江是一个人文资源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份底蕴与浙江经济的发展共生共荣。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

　　但凡讲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影响最深的思想体系。但各个地区的儒家思想又有各自的特点，浙江地区的儒学思想对于“义利”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从东汉王充力倡“实学”，到浙东学派中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他们更加强调如何围绕人的实际生活进行哲学思考，强调“义利兼顾”。

　　通俗来讲，他们不认为“义”与“利”是矛盾的，反而强调“义”与“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浙江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里的人民并不认为追求“利”是不道德的行为，只要是合理的追求，就不羞耻。

　　这种对利益的正当追求也滋养了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宁波、义乌等地自发发展民营经济，为浙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省份之一打下了基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诙谐地说：“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

　　除此之外，浙江商人之间也形成了平等、共情的文化理念。因为“义利并举”的文化禀赋，浙江商人在面对机遇时，常常是一起商讨如何让所有人都能赚钱。这种合作共赢的思想推进了商业的发展。

　　魏鹏举：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有着显著的历史一贯性。早在先秦时期，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包括农工商在内的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积极入世治世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始终传承着创造国民财富、社会合理分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等经济思想。

　　特别是宋代以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一的文明体。如果把这个成就只归因于农业经济，则忽视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工商业历史，以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绝大多数可考证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在创造财富上都做得十分杰出。它不仅体现在财富的绝对量，还包括对财富的合理分配。比如，中国人强调“义利之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要遵循人道主义的底线，要正义、公平。这种理念贯彻在中国发展经济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公平、人和社会之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等。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滋润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走着自己的道路，中华文明也保有连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合理性，无疑文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支撑。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来看，在经济发展满足了人们的刚需之后，文化可以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创造更大的经济增长动能。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济发展的目的提供了不一样的答案：发展经济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也要回馈家庭、回馈社会。这样的目的性具备更大的公共价值，也让经济发展更加稳定。

　　洪振宁：温州人在现代化建设中，展示了其商业智慧和创造能力，体现了务实的品格和创新的精神。温州学人注重经世致用，善于合群运作。这两个文化传统，让温州商人学了过去。可以说，温州商人向温州学人学到了不少优秀的生活智慧与生存技能。

　　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重经世致用。明末至清时期，“经世致用”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共同精神。从小接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近代温州学人，文化倾向更容易转变为早期现代化所需要的“世俗理性”，他们力图将传统的经世致用转变为现时所需要的变革维新的思想基础，并应用落实到实践中。这涵养了温州商人务实创新的人文品质。

　　温州作为自然资源禀赋并不优越的地域，民众在移民迁徙、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培养出了合群开拓的精神。特别是清代以来，温州人开垦海岛玉环、洞头，北上种植番薯，到矾山开矿，外出推销青田石、油纸伞，读书人则到国外留学，回乡后创业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开拓拼搏的精神在温州民营企业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文化的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浙江正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您认为，浙江要如何从丰富的人文资源中汲取力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罗卫东：从历史上来看，浙江的经济发展带有非常浓厚的地域人文色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加快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亲自谋划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战略性考量和前瞻性擘画的文化领域改革举措，架起了浙江文化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文化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下，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真正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把文化元素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地引进产业中，在经济和文化双向互动中形成稳定且可持续的内生转化通道，这是浙江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尝试培育一些好的文化项目。比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化类项目，它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其中。我们能明显看到，之后它将会衍生多样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是非常可喜的。

　　魏鹏举：浙江是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经济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具体来说，我有以下两方面的建议。

　　首先，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犹豫。因为一旦犹豫，就有可能陷入“全盘西化”的陷阱中。浙江拥有浓厚的商业文明底蕴，如果我们可以从商业文明发展的维度进行梳理，就有利于打破“中华文明就是农耕文明”的偏见，也为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浙商文化浓厚，可以率先探索建立中国式的人文商学院。目前，国内高校商学院的教学模式还是偏西化，这在某些技术层面具有启发性。但是，本土的民营商业群体所追求的家国情怀、契约精神等，它们都是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自发形成的。比如，浙商的“四千精神”，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整理和总结，这是中国企业家需要了解和传承的实质性内容。

　　洪振宁：我们是站在推进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人文经济学的。近代以来，中国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这其中充满了对传统的突破与理念的创新，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进取精神。如果我们从动力角度来理解人文经济，就要了解文化中蕴含的创新因子，正是创新推动了发展。温州是一座具有创新精神的城市，它的创新主要依靠市场拉动、科技推动、设计驱动。

　　首先是市场拉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秉持着“四千精神”，不断在国内、国外开拓市场，不断赓续着合群开拓的文化精神，又反哺于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科技推动。温州是百工名城，温州百工历经宋元明清四个黄金发展时期，形成陶瓷、造船、造纸、漆器、织染、印刷及瓯塑、瓯绣、油伞、草席、鞋革等当时全国一流的工艺。这背后是温州人艰苦奋斗、勤劳务实的文化基因，特别是移民中的能工巧匠把各地手艺、技能和文化带到温州，形成合力，推动了温州手工业的繁荣。

　　第三是设计驱动。创意是推动传统设计迈向现代设计的关键，也是推动经济迈向新台阶的动力源。它包含个人审美的因素，也有地域文化的熏陶。温州在家居设计领域，涌现了多位极具创意的设计师，赋予经济发展新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