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缺乏人文价值的反思，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一方面要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要发扬中国人文传统。

　　浙江人文厚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指出：“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浙江人经世致用、务实创新的思想作风一脉相承，涵养了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而它们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浙江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入挖掘浙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及人文意蕴，为构建和发展人文经济学贡献力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人文经济学

　　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必然结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以强调物质发展。但是，当物质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需要提高人文修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单向发展、片面发展或畸形发展，而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多方面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西方的现代化和西方经济学，更大程度上看重的是物质问题，结果导致了人的单向度的发展。美国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哲学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重视物质而忽视人文的结果之一。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讲，高质量发展是从片面发展转向全面发展，不仅有物质发展，还要强调人在文化方面的发展。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之后，更多的是关注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需要给人带来精神愉悦，展现文化自信。这就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产品和服务注入更多科技含量、文化含量。而这种需求的发展，必然产生繁荣的人文经济。当下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发展文化产业和人文经济，已经成为下个阶段我们发展的重要任务，行业内的每个人都应为之努力和奋斗。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提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人文精神的存在，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体制和制度实体。中国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积淀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传统，拥有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这些人文传统和人文资源，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的“意义系统”与世界发生联系，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导向系统。

　　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作为一种“动力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几千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经济学思想塑造了一批人的观念和认知，涵养出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价值观念，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如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春秋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其中所蕴含的普适性价值，仍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讲，中国的文化传统以道德伦理为中心，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无论是创造和谐的营商环境，还是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德”都是必要的社会价值导向。“正德”作为社会和市场的基本导向，还必须有实际的“利用”作为工具或手段来支持。所谓的“利用”就是使财用充实、器用便利，比如，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合理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要尊崇天时地利人和；“利用”也是制器以善事，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这也说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厚生”即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也是人文经济学的根本价值。《尚书》说“道恰政治，泽润生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民政治的起源。“厚生”包含着养民、恤民、富民、教民。新时代，“厚生”思想就是要坚持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总而言之，人文经济学是在探索人文与经济合二为一推动人文和经济发展的肌理和路径，这种结合不是物理链接，而是彼此生发，两相融合，将人文和经济辩证整合、双向辐合、同频共振，实现人文中有经济、经济中含人文，进而一体化地凝结萃取而形成新发展形态或新社会样态。

　　浙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成为全国发展的“优等生”。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浙江独特的历史文化。习近平同志曾说：“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

　　从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到近代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的思想，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都体现了浙江学人务实创新的一贯作风。这些人文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浙江人的行为方式，涵养了“四千精神”等浙江人特有的精神品质，成为了浙江人敢闯敢干、发展民营经济的动力。

　　比如，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记功算力的传统。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哲学家们强调事功的合理性。近代以来，这种思想传统又得以发扬光大，内化成浙江老百姓义利兼顾，追求利益合理性的价值取向。例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出“宽民之政”的治国理念，主张保护富民财产，“以养人为大”；同时永嘉学派反对无利之义和无义之利，主张义利兼顾，即“崇义养利”“成利致义”。习近平同志在讲浙江人兴利富民始终坚守讲义守信的品行和操守时曾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浙江人笃信‘义利双行’‘义利并立’‘以利和义’的信条，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

　　永嘉学派提出的“事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浙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基因，也成为了温州人精神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温州人民大胆创新，靠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温州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寄语温州人民，“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

　　还比如，宁波等地位于开放前沿，海洋文明使当地人民具有开拓进取等气质，这奠定了宁波崇尚变革和实干的文化基因，黄宗羲等思想家倡导的“民本”等文化价值理念，则培育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商业意识和务实性格，“宁波帮”就是生动例证。再比如，北宋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州确立了“湖州学法”，设立经义、治世二斋，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明体达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路径开风气之先，培育了浙江儒商勤勉诚信的优秀品行。他们开银行、办企业、建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湖州商人中产生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狮狗”的工商巨子。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浙江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浙江历史文化出发，探究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一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