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没有什么光环，我只是一个老师，仅此而已。”

　　与管坤良第一次会面，他的开场白就如其人：简洁、直接。

　　管坤良是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分子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管坤良实验室）负责人，除了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还带领博士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我们近日见到他时，他正在上一堂面向本科生的课——细胞生物学。这堂课由俞晓春、付向东、管坤良3位教授执教，每人负责一个阶段的教学，管坤良是课程总负责人。

　　管坤良是国际知名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是Hippo信号通路（Hippo信号通路通过控制细胞的生长、增殖来维持身体健康）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他还是双专一性蛋白磷酸脂酶的发现者，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该奖项是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创造性人才。去年8月，他接受西湖大学邀请，正式加入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

　　这样一位大咖，为什么钟情于本科生教学？他又为什么强调自己身上“没有光环”？我们试图走近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学者，走近其本真与初心。

　　这些恩情，要用一辈子去记住

　　1963年，管坤良出生于原桐乡县虎啸乡景卫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6岁那年，管坤良读小学。当时的农村，求学路上伴随着艰辛、穷困，但烙在管坤良记忆深处的，更多的是真情和温暖。

　　“冬天一下雨，从家到学校的路就泥泞不堪，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雨鞋和雨伞。”管坤良回忆，当时小学班主任的孩子比他大几岁，老师便把孩子穿不着的雨鞋送给他。

　　还有一次，是他去杭州上大学的前晚。得知他家情况后，化学老师来到他家，给了5元钱当作生活费。当时，管坤良父亲的月收入是11元钱。

　　“这些恩情，要用一辈子去记住。”说到这里，管坤良眼神柔和、双眼潮湿，“教师对学生无言的深情，也需要传承下去。”

　　老师的关爱，化作养分与能量，支撑管坤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无论他走得多远，始终铭记老师曾经的关照。

　　1982年，管坤良考取中科院的研究生，并争取到赴美公派留学的机会。之后，管坤良从事细胞生长调控和肿瘤发生的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回国前，他已经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杰出教授。

　　走得越远，求学之初的记忆却越清晰。西湖大学校园内，三三两两的学生不时经过。管坤良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告诉记者，这就是他的宿舍。“在原杭州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也是这样住在学校里。走廊、篮球场、食堂，随时随地可以讨论问题。”

　　但在美国，教授大多数住在学校外面。这有异于他向往的大学生活，他想过的生活异常简单——住在学校，走路上班，既做研究，也能上课。

　　当西湖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管坤良提出一个要求：“我想教本科生。”　　打好地基，才能建起万丈高楼。在管坤良看来，在本科阶段为学生奠定坚实的基础非常重要。现在回过头来看，管坤良的想法，在各类报道中早有踪迹——

　　2023年，他是国内“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的轮值主席，在香港为获奖科学家颁奖，鼓励更多年轻人踏上科学之路；再往前，他多次出现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学术报告和讲座中，启迪学子的科学思维。

　　课堂上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随时打断我

　　尽管身为知名教授，但管坤良在对待上课这件“小事”上，显得仪式感满满。第一次在西湖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亮相时，他特意换上了一身灰色西装，环抱双臂等在门口，神情有些兴奋：“我想让学生第一眼就能看到他们的老师。”

　　当天，他还和共同授课的付向东教授交流心得。

　　“一节课你要准备多久？”管坤良问。“抛开其他事务，全部投入的话，需要一周。”付向东答。

　　“我也是。”管坤良深有同感。“给学生一杯水的话，你得有十桶。”付向东说。

　　在美国时，管坤良给研究生上过课，但本科生教学更注重知识广泛性、基础性。早在回国之前，管坤良就在为西湖大学的本科生备课了。

　　在他办公室，放着一本英文版的《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细胞的分子生物学》），这是生命科学领域国际公认的优秀教材。管坤良在美国的书店买到这本1400多页的书，并在书上做了详细的笔记。记者放在手上掂了掂，大约有五六斤重。“我想上课肯定要用到，回国时索性背了回来。”管坤良说。

　　如此充足的准备，自然而然带来了良好的课堂效果。

　　清晰明了的细胞结构图、ATP合酶的动态演示视频……大二学生胡印良品的手机里拍了满满一屏的PPT照片：“管老师的课件，用了许多知识可视化的视频、图片，学起来很有意思。”

　　而这些，都是管坤良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一点点选出来的。

　　“课堂上有什么想问的，可以随时打断我。”管坤良希望他的课堂是交互而自由的。

　　胡印良品成了最先“吃螃蟹”的学生，他举手提问：“既然线粒体是由母亲遗传给孩子的，如果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那我们的线粒体是不是一样的？”

　　管坤良点了点头，回答道：“由于基因突变的广泛存在，即使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不同人种甚至不同地方的人群之间，线粒体的基因组都可能有所不同；而核DNA的不同水平表达，又会进一步影响线粒体的功能。”

　　听完老师的解释，胡印良品恍然大悟。

　　虽然我是老师，但不要完全相信我

　　走入管坤良办公室，就会发现他的独特——在大门左上方，特意安装了透明玻璃，为的就是让学生随时能看到他，并来找他。

　　这扇门安装好后第二个月，本科生翁歌华就带着满腹焦虑叩开了门。“当时，我对未来的方向非常困惑。”在管坤良实验室门口，记者遇到了翁歌华，“我记得管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后来，我慢慢思考清楚了，要走科研方向。”现在，翁歌华是管坤良实验室的一员。

　　管坤良在课堂上常常是润物细无声。今年5月的一堂课上，他讲到细胞分裂，涉及英国科学家Tim Hunt（蒂姆·亨特）发现细胞周期中的关键调节因子。讲到此处，管坤良微微一笑，问在座的同学：“你们知道，Tim Hunt怎么发现的吗？”

　　“给学生上实验课的时候发现的。”管坤良自问自答，“能有如此突破，主要是靠Tim Hunt之前的研究积累。凭借这个发现，他拿了诺贝尔奖。”

　　管坤良时常以这样的故事，鼓励同学们在日常学习和研究中，全情而忘我地投入。因为他觉得，与探索科学边界同等重要的，是应该秉承什么样的科学观。

　　“虽然我是老师，但我知道的很少，不要完全相信我。”给本科生的第一堂课上，管坤良就曾谦虚地说。常在课堂上提问的胡印良品，回忆起自己每次提问，管老师都能三言两语解答清楚。“管老师说他知道的很少，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在鼓励我们保持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

　　在西湖大学的一场公开课上，管坤良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去年9月，他和一位副研究员尝试通过新调节因子，去实现Hippo通路的调控，正在实验室毕业实习的一位本科生说，这路子可能行不通。

　　“那位学生学的是生物信息学，在生物信息的加工和分析上有优势，他说不靠谱，我们得尊重。”管坤良说，后来他们仔细分析，发现确实不太行得通，于是放弃了。

　　“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教授、博士后，还是本科生。”管坤良补充说，“我希望学生们能有批判性思维，不惧权威，也希望构建自由包容的科学氛围。”

　　当记者问，回国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管坤良沉吟片刻，伸出了两根手指：一是为社会培养好年轻人，二是让这些年轻人学会自由探索科学边界。

　　“我想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科学天空中自由翱翔。”管坤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