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了精准概括，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表现在，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中华文明仍绵延不绝，得到存续和发展。这一特点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具体表现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由钱镠以今浙江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从后梁开平元年（907）钱镠受封吴越王开始，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共历72年，传五主，是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

　　首先，吴越国文化明显具有承唐启宋的特点。吴越国因政治原因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但儒学依然得到传承。吴越国王钱镠喜读《春秋》，他去世前留下遗训，里面多处引用《论语》，强调“化家为国”。《钱氏家训》的基调就是儒家思想。吴越国也曾设置学校。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中就说，福州历史上的学校建设是从吴越国开始的。唐末一些士大夫投身钱氏政权，也有一些士大夫如孙郃、韩必、方昊、朱滋等人，隐居乡野，在民间讲学，为吴越国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在宗教思想领域表现得也较为明显。闾丘方远是吴越国道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唐代名道司马承祯的后学，是道教南岳天台一系传人。在佛教文化上，吴越国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贡献尤其突出。当时北方周世宗抑制佛教，而吴越国三世五王崇佛，各个宗派在吴越国汇聚，得到蓬勃发展。

　　其次，吴越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创新精神。吴越国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延续，并不是简单地从唐朝继承，传递给宋朝，而是有变化、有发展、有创新。如在政治制度上，吴越国创设了知机务、通儒院学士、择能院等机构。这种创新在科技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吴越国采用“竹笼沉石”法修筑捍海塘，较唐代的版筑土塘是一大进步，到元代后又被 “木柜石塘”取代。从版筑土塘到竹笼石塘，再到木柜石塘，呈现阶梯式进步的趋势。其他如吴越国秘色青瓷既继承汉唐青瓷的传统，又开启了龙泉青瓷的新发展，表现出吴越国文化连珠式传承、阶梯式进步的特点。

　　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上的特殊作用

　　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上有其他地区政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尊崇中原王朝的立国之策使吴越国与中国主流文化更自然地接近和融合。在五代十国各个政权中，中原王朝实力最强，最后也由中原王朝统一中国，它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吴越国在政治上实行尊崇中原王朝、保境安民的政策，最后以纳土归宋的方式自行除国，支持宋朝完成国家统一。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在制度上、文化上非常贴近中原王朝。纳土之后，吴越国官员得到留用甚至擢升。吴越文人在宋初文化界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与宋朝主流文化非常合拍。以文学为例，宋初两大诗派，一派尚自然，追求山野；一派尚博雅，讲究辞藻。这两派都有出自吴越国的代表人物。前者如林逋，他祖父曾在吴越国为官，他则成为宋代隐逸诗人的代表；后者如吴越国王钱俶之子钱惟演，是西昆诗体的代表作家。

　　其次，吴越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向海洋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唐宋时，随着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崛起并控制西域，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开始发展。吴越国在其建立与巩固过程中，一直受到邻国南吴及其后继者南唐的军事威胁。他们切断了吴越国与中原地区进行交往的陆上通道。吴越国只好改走海道与中原维持朝贡关系。然而，这反过来却促进了吴越国航海技术的进步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吴越国时期前往南海、印度洋沿岸的南线航路得到开辟，从那里进口了香料、猛火油（石油）等商品。海外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吴越国从日本、高丽找回国内失传的天台宗典籍，促成了五代、宋初天台宗的复兴。当时正值朝鲜半岛后三国时期，高丽与后百济之间争战不断，吴越国王钱镠还曾派遣使者调停双方冲突。在当时北方战乱，中原王朝与海外交往受限的情况下，吴越国部分取代了中原王朝的地位，在延续与发展中华海洋文化上扮演了特殊角色。

　　其三，吴越国为宋代中国科技高峰的形成作出了特殊贡献。五代十国各政权在文化发展上各有特色，吴越国以科技发达闻名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大兴寺塔、园林，吴越国建筑技术处于领先水平，产生了喻皓这样的著名匠师。喻皓曾著《木经》三卷，对宋代《营造法式》影响很深。又如印刷术上，吴越国大批量印制佛经，使杭州成为五代、两宋时期全国的刻书中心。后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也受益于吴越国印刷业打下的深厚基础。其余如制瓷、造船等技术，吴越国都对两宋施予影响。甚至宋代科学的代表人物沈括，他的曾祖父曾在吴越国为官，沈括是在吴越国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宋代时西欧处于中世纪，中国的科技独步天下，达到一个相对顶峰。吴越国在传承中华科技文明上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历史原因

　　吴越国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延续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吴越国文化的发展顺应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脉动与趋势。

　　首先是顺应了庶民文化兴起的历史趋势。唐宋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文化主体下移，庶民阶层在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士族阶层消亡，大庄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吴越国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也成长起来，与市民文化相适应的园林建筑应运而生。杭州、越州、苏州都兴建了大批园林，傲视天下的苏州园林就发端于吴越国之时。唐宋时期文化主体下移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教世俗化、大众化。禅宗与净土宗在吴越国拥有广泛信众，传世石刻文献中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其次是顺应了儒释道文化交融的历史趋势。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块基石。唐代是中国佛教建宗立派的时代，也是儒、佛、道三家文化交汇融通的时代。宋代新儒学的发展乃至理学的产生，都深受佛道文化影响。吴越国文学家罗隐出身儒士，晚年从闾丘方远学道，他的《两同书》就体现出半儒半道的特点，希望用道家的手段达到儒家所追求的盛世境界。吴越国师德韶在讲法时非常强调佛法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宣传“天下太平”与“国王万岁，人民安乐”。他的弟子延寿同时被禅宗和净土宗奉为祖师，主张禅教一致。宋僧智圆主张援儒入佛，他的佛学著作虽完成于宋初，但他是吴越国天台宗山外派的传人，深受吴越国佛教文化的影响。

　　第三是顺应了唐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大量士人南迁。吴越国地处南方核心地带，在唐末承接了这种区域文化转移，为中华文化的重构作出了贡献。钱镠曾派“鸾手校尉”沿江搜罗北方人才。文献中有很多北方士人南下吴越的事例。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本质

　　除了中原地区，吴越国与其他地区的人员流动也非常活跃。由于吴越国实行睦邻政策，来自南方邻国的移民非常多，史籍中有很多福建、江西因乱移民吴越的事例。吴越国丞相沈崧和林鼎都来自福建。在南方诸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吴越国与闽国间的僧侣流动非常频繁，吴越国初期的很多僧人是闽地高僧义存的弟子。不仅佛教，吴越国道教的区域交流也非常活跃。

　　吴越国与南吴、南唐之间长期互为敌人，甚至不通商旅，但政治上的分裂并未阻止区域文化的交流。甚至与相隔辽远的楚国、蜀国与新兴的契丹王朝，吴越国都与其互遣使节。吴越国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区域交流与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越国文化所传承、所延续的并不仅仅是浙江区域文化，而是这个区域文化的母体——中华文化。

　　实际上，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时期，不仅是吴越国，所有分裂政权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它们在文化发展上各有所长，在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如南唐、两蜀富于词章之美，对后世文学影响很深，在宋朝出现了很多文学家。辽朝一方面继承契丹民族传统，另一方面也采用唐朝制度，创造性地实行“一国两制”，为中华文明发展作出别样贡献。他们和吴越国一样，彼此交流，共同作用，推动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创新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这是吴越国传承与延续中华文化的本质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文明连续性时特别提到“大一统”。他说，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吴越国在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在相对艰难的政治局面中，吸收各种区域文化，延续与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