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作为学生党员，我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被分配到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工作。在林区的10年，生活极为清苦，这反而让我心无旁骛，抓住一切机会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资治通鉴》等古典名著。还因经常为林业管理局领导写讲话稿和会议文件，而被称为“林区的真正秀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中央国家机关恢复正常运行，需要调入干部。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我于1978年到了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踏上了学术研究和从政履职齐头并进的岁月征程。从地方基层到国家部委，从历史学专业到宏观经济工作，中间跨度极大，我以坚强的奋斗意志，攻克一个个难关，经历了一条治学与从政两者兼顾、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人生之旅。

　　一

　　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从事政策研究和重要文稿起草，标志着我的学术研究和从政职业生涯的开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规划，需要研究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我承担了这个重大课题，不分昼夜地整理资料、分析计算，很快形成了研究成果，提出合理积累率为25%左右的建议，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并于1980年12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降低积累率的必要性和途径》的论文。这是我首次从事重大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体验到了其中的艰辛，也品尝到研究成果为党中央决策服务的快慰，由此迸发了致力于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兴趣与热情。

　　古代先贤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认清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应做到观天下以洞谙世事，辨方向以审视是非。这关乎研究成果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是否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40多年来，服务推进改革开放，服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向。我之所以在许多改革和建设领域，通过孜孜不倦地探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坚定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政治方向。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发轫于经济体制改革，首要任务是计划体制的改革。于是，从1982年起，我着手梳理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做法，撰写了不少研究报告和理论文章，与同事一道编写了20多万字的案例研究成果《“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并编写出《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论争（1979-1983）》一书。撰写的部分理论文章在《经济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1985年全国“经济过热”，我及时深入研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政策等问题，写出多篇文章在《红旗》杂志等刊物上发表。1986年，我组织同事研究形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到2000年发展构想和对编制我国长远规划的思考》这一研究报告，负责组织研究起草到2000年长远规划基本思路的主报告和10个分报告，其中不少重要研究成果被吸收到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参加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我着重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和扩大对外开放问题。

　　1994年，我有幸进入中南海工作，一直到2008年，先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这也是我直接服务中央领导和学术生涯中不平凡的一段经历。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为指导，推进理论创新、观点创新、政策创新。1995年6月，经过深入研究，我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建议，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国务院研究室，我的工作内容从经济向经济、社会、内政、外交等全局性工作转变，这是个重大挑战，也是拓宽我研究领域的重大机遇。我的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观点，被吸收进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包括建议突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较早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重要思想观点。

　　从国家计委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再到国家行政学院和创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智库，我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紧扣改革开放，牢牢把握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通过顽强的拼搏在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上取得较大成就。这也是我以往学术生涯乃至职业历程中最为重要的心得和启示。新时代新阶段，仍然需要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深化对新经验新问题的研究、总结和提炼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我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也是确保学术之树长青的根本所在。

　　二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千百年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而要有所作为，则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扎根国情、认清国情、把握国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值得庆幸的是，在我步入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伊始，我们党就突出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也就比较早地花大力气对国情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批研究国情特点和由此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文章。

　　1980年，我撰写了3万多字的研究报告《我国国情初步研究》，其中深入阐述了我国国情的主要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从国家地理环境、历史演变、文化传统、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国情的五大特点。该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经济研究资料》上发表后，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有40多份中央国家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地方的刊物相继转载。党的十二大前，为贯彻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思想，我还和同事应红旗出版社邀请，撰写了《我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书，成为对我国国情持续研究和深刻把握的重要成果。这期间，我还撰写了《论从我国国情出发进行现代化建设》一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围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研究和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一个根本性的课题，是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阶段性变化中的主要特点。我围绕这个问题发表过多篇重要文章，其中2013年撰写的《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发表在《求是》杂志2013年第19期），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需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力求做到“述古论今文无妄作，观天察地人不虚生”，这是我学术研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在中南海为中央高层领导服务期间，我发表的观点主张以及咨政建议，经常得到领导人“懂得国情，可靠管用”的肯定。

　　三

　　治学态度，决定着学术研究的成效。独立思考、唯实求真，是严谨、科学的态度。我向来信奉“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尊重事实、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我努力做到每事问、每事想，坚持用事实说话，敢于较“真”，绝不盲从、人云亦云，绝不跟风、随波逐流，绝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在实际工作中，凡是自己认为符合实际的，都敢于秉笔直书，也都敢于坦言直谏。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有一次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说：“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还不适应现在的工作要求，需要努力提高水平。”这位领导人说：“你能讲真话，敢于直言，这是你的长处，我身边就需要这样的人嘛！”这次谈话，使我深受鼓舞和触动，我经常告诫自己，什么时候都要求实求真，绝不说假话、违心话，绝不做表面文章、故弄玄虚，也绝不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唯实求真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查研究。在治学和履职生涯中，我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摸清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听取多方面意见，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了解有关问题的真相，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2005年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调查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年年初，国务院主要领导责成研究室牵头组织调研农民工问题，提出解决措施。于是，我负责组织成立了农民工问题专题调研组，成员包括党中央、国务院17个相关部门和8个农民工输出输入大省有关负责人以及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经过10个多月对18个省的紧张调研，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9次调研成果交流会，形成了《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和55个专题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关重要文件，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原则和主要政策措施。调研报告获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6年），我作序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一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年），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搞好调查研究不仅需要从思想上重视，还需要掌握基础理论和方法。2004年至2007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任职期间，连续撰写多篇文章，阐述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规律、做法，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比如，2004年的《提高调查研究水平 做好决策咨询工作》、2005年的《努力提高调查研究工作质量》、2006年的《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调查研究要多出精品力作》、2007年的《搞好调查研究贵在深入》。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有的被中央部门转发作为干部必修读物。我体会到，调查研究是一个求实、求是、求解的过程，是一项严谨、缜密、科学的活动，其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既是求实求真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也是一个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体系，是一门内涵极为丰富的交叉学科。当然，求实求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树立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更需要有服从和坚持真理的品格和胆量。

　　四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人成功治学、成就事业的灵魂。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创新。“学术”两字，顾名思义，“学”就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术”就是应用知识技能，创造新价值新事物。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有一次国务院主要领导来看望研究室人员时说，“我最希望的，是你们起草的文稿中有新思想、新见解、新材料”，“希望你们帮我收集各方面的新信息，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来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国务院领导的嘱咐，给予我极大的教育和启迪，我一直铭记在心，努力做到在研究问题和服务决策中都注重新意、务求创新。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理论创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到守正出新。守正，就是坚守科学理论的精髓，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被实践证明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人类文明成果。40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在政府与市场、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的认识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我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并一向坚持认为：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的含义。2003年，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一文，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2004年，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批示要求，我和国家发改委主任主持专项调查研究，提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后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作为国务院文件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学术研究中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其根本要义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革除因循守旧的观念，主动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学习运用新知识新技能解决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和治理问题日益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从进入国家计委开始，我一直重视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教育事业、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从未间断。1981年，我便撰写了《关于我国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初步探讨》一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教育的论文，对于推动国家实行义务教育、设立“教师节”等重大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我近些年来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主持了多项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发表了大量论著和演讲，有些文章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有些刊登于《求是》《光明日报》等报刊，有的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我应学习出版社邀请主编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讲座》，我主笔写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和主要任务》，是比较早的系统论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的专著，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我还应邀创设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和社会学院，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开展社会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建议并被采纳，推动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列入国家学科体系。在国家行政学院，我领导成立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从行政体制改革理论与进展、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国际金融危机与公共行政改革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从实现科学发展的高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大量理论文章，主编出版了《科学发展与行政改革》等多部著作。

　　从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看，我的学术研究与我的履职工作性质密切相关。实务工作需要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提供学理支撑；研究成果运用到实务工作之中，又有助于提高政策研究和文稿起草的质量和水平。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把学术研究同本职工作巧妙地、恰当地联系起来。实践证明，把握好学术研究、理论研究与从政履职工作的关系，可以使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回首人生路，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基本国情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研究、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对外开放研究，还是社会发展研究、社会治理研究、新型智库研究，我都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原则，正心修身、崇德治学，博观约取、朝耕暮耘，以此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本报记者 潘如龙、周宇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