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9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万余的常住人口，浙西南山区有一座小县城，叫遂昌。

　　“山多、人口密度低，一座座小山村像撒毛豆一样分得非常散。”

　　“山区的资金和政策，不能再像撒芝麻一样落地。”

　　对话几位当地干部，相似的比方，道出了山区县乡村发展的总体思路：集中资源、分类施策。这也是乡村振兴促进法、“千万工程”以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同提及的要求。

　　往哪集中？凭啥分类？历时一年，遂昌县绘出一张乡村振兴分类底图，把上千个自然村分成5种类型，因地制宜寻求发展路径。

　　在这张图的背后，是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庄基础数据库、村庄基础图册、村庄发展指数——数据库信息可查询、可编辑、可共享、可更新，图册涵盖“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数据，指数可反映村庄发展现状和潜力，为分类引导、精准施策提供决策依据。

　　遂昌的探索，能为众多山区县提供哪些借鉴？

1640个自然村、超15万条数据

就像把图片像素提高了7倍

　　“哪些村好、哪些村差，我们拍拍脑袋基本能数出来，但具体优劣势是什么，还真说不全。”遂昌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朱文强说。

　　一年前的全县干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提出一个大课题——摸清全县乡村的家底，从根本上回答好“乡村有什么”“乡村如何发展”两个问题。

　　要么不做，要么做透。轮到朱文强发言时，他有两个提议：一是要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二是要实现全域实地调研。

　　以往，乡村规划都以行政村为最小单位，历年数据全，一拉表就能用。如今把201个行政村细化为1640个自然村，就像把图片像素提高了7倍，更细腻、更精准，但也更难。遍寻国内学术论文和政府课题，大家发现，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调研。

　　可行性也是个问题，挨个村跑下来，工作量浩大，遂昌请来了浙江农林大学团队。趁着暑假，8支由遂昌干部、浙江农林大学教师和城乡规划专业研究生组成的调研小组，各自认领2至3个乡镇，带着调研表和无人机开启了下村调研。

　　他们马上遇到了第一个难题：自然村究竟在哪？

　　“自然村不像行政村，没有明确的矢量边界。”遂昌县发改局挂职副局长、浙江农林大学教师徐鹏飞发现，根据地形地貌或传统习惯来划分，准确度都不高。他们找来行政村的报账员或会计，综合村民意见，到实地一处处指给大家看。

　　航拍也遇到相似问题。行政村的村委楼往往位于村子中心。而自然村没有村委楼，只能把房屋最密集处当做村中心，无人机在此起降，拍下全村实景图。“严谨起见，地图绘制时没有采用区块划分的形式，而是用人工确定的集聚点来代表自然村。”徐鹏飞说。

　　走进遂昌的乡村，“小山村”这个诗意的词汇映入令人担忧的现实。

　　从镇上开车40分钟，徐鹏飞带队一路盘山来到一处村庄。河边的小凉亭里坐着几位七八十岁的村民，河对岸是清一色的老房子。“我们尝试和村民聊天，但发现老人们听不懂普通话，只能相视而笑。”他说。

　　经过统计，村里户籍人口22人，常住人口仅11人，平均年龄达到60岁；传统建筑占比在90%以上，茶叶和番薯是主要的产业资源。

　　不过，山区村庄正在抢抓一切发展机遇。

　　走进石练镇柳村村，鹅卵石和条石铺就的村道边，文化礼堂、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齐全，传统祠堂保存完好。村干部告诉调研团队，村子紧邻新修的G528国道，周边平整的区块正在打造高标准农田。

　　“村干部相对年轻、村容村貌现代化，村子有一定的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徐鹏飞说。

　　就这样，确定每个村庄的区位，填入人口、土地、房屋等97项数据，一个个内有肌理、外有轮廓的村庄画像被描摹出来。这场40余人耗时1个多月的调研，用脚“跑”出超15万条一手数据。

五类村庄各有前路　村庄好不好，不能凭感觉

　　“村庄画像和人物画像一样，‘长’得好不好，不能光凭感觉，要有一套科学标准来评价。”朱文强打了个比方。

　　综合各方意见，调研团队从97项数据中筛选出具有判定价值的35项，标准化处理后，赋予指标权重，凝结成“乡村发展指数”。

　　根据该指数，上千个自然村被划分成城郊融合型、集聚建设型、整治提升型、搬迁撤并型、特色保护型5种类型。每类的发展方向都能用“一句话”概括：“城郊融合 与城共进”“集聚建设 重点推进”“整治提升 宜进宜退”“搬迁撤并 以退为进”“特色保护 进退有度”。

　　“进”指的是集中资源加快发展，村庄得以保留并持续扩张；而“退”则代表着人口、产业逐步撤离，村庄在基础保障下自然萎缩。“‘进’的自然村由行政村统筹规划建设，‘退’的自然村则需稳慎操作。”朱文强强调，“退”仅是客观的数据参考，主观上还应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而列为“进”的村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将指导乡村因地制宜、集聚发展。

　　指数的研制过程经过了多番推敲，有时结论与设想完全相反。

　　在针对行政村的评价系统里，大家起初认为，下属自然村之间的差异越小越好。但他们探究实际案例发现，比起内部发展水平均衡的行政村，有一两个发展基础好或具有特色资源的中心村，其他村庄向其靠拢，这样的行政村更具有集聚发展潜力。

　　曾经，干部们对各个村庄的印象大多来自以往的印象、经验和各类文字材料。该指数出炉后，村庄有了明确的衡量“标尺”，原本习以为常、容易忽视的资源禀赋被赋予了量化指标，更加凸显其贡献度和重要性，干部们一眼就能找出这些村庄的发展潜力所在。

　　比如被仙侠湖环绕的红星坪村，下属7个自然村规模不大、布局分散、人口较少，因处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一直无法开发传统工业和文旅项目，按照评分大部分自然村属于搬迁撤并型乡村。“不过，红星坪村拥有‘温泉+湖泊+森林’的独特生态资源，未来将是‘两山’转化的富矿，我们将其列为特色保护型乡村。”朱文强说。

　　坐落在山坳里的十三都村，围绕一家企业而集聚，“以往我们在乡村建设时基本不做重点考虑，但数据出来后发现是集聚建设型乡村。”他说。在企业带动下，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收入都非常可观，这样被遗落的“潜力股”还需挖掘扶持。

　　数十年后，各类村庄发展的前路是什么？在朱文强看来，拥有独特生态资源或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保护型村庄，或许才是最终“留下”的村庄。

　　“城郊融合型村庄主要为城市扩张提供空间，集聚建设型村庄又向着城镇化发展，最后演变成新村、新镇。”他说，“只有‘能讲故事’的特色保护型村庄始终保持乡村特质，能承载人们对乡村的精神需求。”

　　然而，目前特色保护型村庄普遍存在同质化现象，“一条老街两排店”“小青砖小青瓦、围墙种花”，千篇一律。“其实是基础性工作不到位，没有抓住乡村的个性。”朱文强设想，接下来要从乡村振兴图库中挖掘、细分，借助科学指标找出差异化路径。

　　把视野放大，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对山区县而言更为紧迫。

　　遂昌县挂职副县长、浙江农林大学乡村振兴促进处副处长严少君告诉记者，在交通限制之外，山区县的人地限制比平原县更多：比如作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的竹产业，其运输过程需要大量人力，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已经对其产生一定冲击。此外，山区县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生态红线内区块更广，山区的传统村落更新慢，文化保护类区块也更多，这都让本就不宽裕的发展空间更显狭小。

　　而随时代发展而退出的村庄能够把土地和空间腾出来，留出生态和文化保护区，优化布局规模化、机械化产业，严少君表示：“通过改变小农经济模式，从乡村生产关系入手撬动全局，这是一场系统谋划。”

　　今年，遂昌计划依据乡村振兴底图确定“一村一策”，由相关部门配套政策要素，集中全县资源优先建设一批未来村庄，进一步打造和美共富遂昌。

干部、教授、创客　“碰撞”出来的发展巧思

　　打开项目的数据系统，引入乡村振兴图库中的区划、人口、交通等数据，朱文强花半天时间，就画出一张全县垃圾分拣中心规划布局图。

　　“以数绘图、图库结合”，是这次“大工程”的核心成果。经过两轮技术迭代，浙江农林大学团队和遂昌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共同打造出“遂昌县村庄基础数据驾驶舱”，归集调研数据和部门原有数据，共计3.5亿多条数据、1398项指标。

　　它不仅是一份图册、一个指数、一种分类，还是能实时更新、智能分析的“宝库”。“以数据库为底，叠加不同的应用场景，就能为部门生成个性化报告、提供决策依据。”徐鹏飞畅想，这样的增值应用场景将有无限可能。

　　比如，为“大搬快聚”推荐优先搬迁的村庄，为“一老一小”基础设施空间优化、茶叶加工产业规划布局推荐点位……让政策和资金差序化、时序化落地。

　　“我们打算在明后年继续组织调研，形成数据变化趋势，同时引入更多渠道的数据资源，不断完善图库。”严少君表示。

　　不过，数据是依托、政策是辅助，山区乡村要发展，最缺的还是人。

　　以万顷森林为媒，遂昌和浙江农林大学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年前。“县里非常渴望技术人才支撑，浙江农林大学也希望师生走出象牙塔。”2022年5月，双方签署“全校服务全域”战略合作协议，严少君、徐鹏飞和陈英波三位浙江农林大学教师来到遂昌县挂职，随后参与到乡村振兴图库的项目中。

　　90后徐鹏飞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入职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不到半年，就被派到遂昌，“从家乡陕西到浙江有很大的地域差异，通过挂职深入浙江山区乡村，从基层的视角看发展，可以找到很多契合实际需求的研究点。”徐鹏飞说，这次项目也成为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

　　严少君告诉记者，校地合作正在探索共引共享的模式，在遂昌服务三年后再回高校，流动的人才正好对应变化的产业需求，也能避免学校人才“从高校到高校”，“不和种竹子砍竹子的人聊，怎么让竹产业研究落地？这是学校、地方和人才三方共赢的合作。”

　　有了顶层设计和科研支持，基层干部和年轻创客也至关重要。

　　走进红星坪温泉酒店，院里随处可见独特的山石景观——藕白中透着翠绿，这是遂昌盛产的萤石矿。记者了解到，酒店开发商正是一家矿产业主，他利用开矿抽排的废热水，开办这家高端温泉酒店。如今，三期项目正在规划中，持续为红星坪六七个自然村引来客流。

　　在附近的湖山头自然村，“上林山舍”民宿背靠山林、面朝仙侠湖，吸引着长三角地区的游客。“我祖辈就是水库移民，村子原先有百来号人，等我毕业返乡的时候只剩下几个老人。”濮家栋和两个发小冲着自然风光，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当时周边只有温泉酒店，后来民宿、农家乐越来越多，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起来，业态丰富多了。”

　　从遂昌仙侠湖水丽公园观景台向对岸眺望，西山自然村零星几栋传统房屋之外，已经建起了阿里云数字创新中心、浩威数字中心、西山驿等现代建筑。截至去年底，“天工之城”项目已签约65家数字经济企业，招引全职人才45人。

　　“创业企业、返乡青年、社会资本，将是乡村从搬迁撤并、整治提升型扭转为集聚建设型的动力之一，也是挖掘乡村特色潜力的引擎。”朱文强说，城市资源的进入不是在乡村圈地、和村民争利，而是将城市的需求导入乡村，实现城乡共富。

　　省委农办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蒋伟峰表示，此次遂昌县借助和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契机，探索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庄分类指导乡村发展之路，正是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的实际行动，也为科学有序引导村庄规划建设，系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走得出去，愿意回来”，山区乡村振兴就是要打造多样的“向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