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历史、浙江文化、浙商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既有鲜明的地域性，又有可推及的普适性，成为驱动浙江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深层原因。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浙商文化的脉络谱系和基本因子

　　距今10000年的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从远古走来的浙江先民，创造了一个个浙江地域文明，构成了浙商文化脉络谱系的根脉起源。

　　中国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浙商文化的脉络谱系，大体由学者思想、家训家规、治国理念和地理环境等四大方面构成并显现出来。一是根植于影响深远的著名学派和著名代表人物的思想论述。如浙东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及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论述等。这些学派和代表人物著述丰富、思想深刻、影响深远，彰显出“务实独立、刚毅内敛、风雅精致、兼容并包、中庸稳健”的文化特点。

　　二是根植于家训家规和书院的文化。浙江家训家规历史悠久，规范了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如临安《钱氏家训》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浦江《郑氏规范》的“家业之成，难如升天，当以俭素是绳是准”；舟山《厉氏族训》的“勤敏、诚信、恭谨、宽厚”；衢州《孔氏家训》的“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浙江书院源远流长，宋元时期多达156所，数量上名列全国第二，有力推动了浙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的繁荣。浙江的家训家规和书院，倡行“敬祖宗、孝父母、爱国家、勤耕读、勉读书、尚廉洁、敦善行、慎交游”的敦厚笃行文化。

　　三是根植于“励精图治，维护一统”的治国安邦理念。如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带领越国军民，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大败吴军、一雪前耻，催生了绍兴这座古城不服输、不言败的“胆剑精神”。吴越王钱镠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随后钱镠之孙钱弘俶，遵循王祖钱镠“善事中原，维护一统”的家训，为了保护老百姓，避免生灵涂炭，放弃吴越王位，纳土归宋，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先河。

　　四是根植于特殊地理环境造就的坚韧和开放的性格。浙江山多水多，陆域自然资源匮乏。如温州、台州一带，靠山面海，土地贫瘠，资源稀缺，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农耕时代，生存环境异常艰难。这里的先民在维系生存、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造就了“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大气开放”的性格特点。

　　从上述浙商文化脉络谱系中，可进一步提炼既有地域性、又有普适性的七大基本因子，这些基本因子构成了浙商文化的主要特点和鲜明标识。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致良知，是阳明文化的核心，主张知行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求真务实、博学笃行、笃行不怠等是契合的。受这一思想熏陶，浙商历来注重实干，不尚空谈，“讷于言而敏于行”，具有强烈的实干精神，立说立行，注重实际行为和实际效果。

　　义利并重。传统文化主张重义轻利。浙东学派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如被称为“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的永嘉学派，重视事功，反对空谈大义，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些义利并举、义利双行的义利观，不同于传统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浙江大地产生了深远影响。浙商较好地把握了义利关系，通过诚实守信经营取得经济利益，又把获取的财富反馈国家和社会，做到既不讳言谋利，又不见利忘义，形成了义利并举、谋利中讲仁义的商业传统。

　　工商皆本。工商皆本，是黄宗羲提出的工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观点。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重本抑末”有重要启蒙作用。浙江人历来重视工商业活动，形成了“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商业经营的民间习俗，如永康的铁匠、义乌的货郎担、东阳的泥水木匠、宁波的裁缝，等等。后来，这些传统工商业直接构成了各地经商办企业、发展块状特色产业的基础。

　　四民同道。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的关系，受传统文化“重士轻商，重农抑商”的影响，历来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叶适提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论断，认为“四民”是不同职业，应享受相同的社会地位。王阳明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强调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虽然不同，但他们最终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国计民生之所需。长期以来，浙江人深受这一文化影响，对士农工商鲜有高低贵贱之分，既耕田以事稼穑，又读书以知诗书；既善其“百工”，精益求精，又勤于“商贸”，什么来钱干什么，官本位的价值观比较淡薄。

　　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是近代中国文化卓越先驱者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学术思想和办学原则，承袭了唐韩愈《进学解》提出的“俱收并蓄，待用无遗”的思想，也继承了浙江多元一体的文化精髓。浙江文化的包容性：一是源自南北多元文化的融合；二是源自山海并立锻造的硬气和大气；三是源自对外往来的交流互鉴，由此促成了浙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格。

　　诚信戒欺。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诚信是浙商安身立命之本和文化精神之要。从家训家规倡导的“诚实守信”，到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都强调为人处世要恪守诚信之道。如杭州河坊街胡庆余堂里悬挂一块“戒欺”的匾额，上书创始人胡雪岩题写的86字戒律。后来，胡庆余堂掌门人冯根生，把“戒欺”的理念贯穿于胡庆余堂生产、经营和服务全过程，把胡庆余堂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和广大浙商的敬重。

　　崇德尚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浙江的家训家规大多倡导“崇尚道德，畅行勤俭”。如《钱氏家训》就铭记“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刘氏家训》，核心内涵是“重文崇智，尚俭倡廉”。嵊州贵门吕氏始祖吕规叔（系吕祖谦叔叔）创建的鹿门书院，倡导“传家两字耕与读，兴家两字勤与俭”。他创办的鹿门书院代代相传，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延续了700多年。浙江这些世代相传的家规家训，培养了一代代浙商“知书达理，尚俭戒奢，行事内敛，做事低调，不喜张扬”的作风，而当国家和社会需要时，又显现出超然的大德大义。

　　上述浙商文化的七大基本因子，虽不尽完善，但确是鲜明代表了浙商文化的地域特质和普适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深深影响哺育了一代代浙商的成长，有力支撑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浙商文化谱系基因的继承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成为全国发展的“优等生”。解析浙江发展奇迹的密码，深层原因在于浙江独特的历史文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展示了浙江人的良好形象。

　　四千精神。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由于历届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支持，放手发展。尽管今天浙商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2000年7月，浙江省委十届四次全会提炼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2006年2月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署名文章，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对浙江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

　　新时代浙商精神。2017年1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强调大力弘扬新时代浙商精神，并把新时代浙商精神概括为六句话：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浙商文化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时代的浙商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聚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命题，不断推进浙商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浙江发展和全国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围绕“十大行动”彰显作为。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提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先行探索突破，全面实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浙江探索“十大行动”。浙商要在实施“十大行动”中积极作为，聚力三个方面积极探索：一是聚力在赓续历史文脉、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上积极探索。二是聚力在构建以精神富有为标志的文化发展模式上积极探索。三是聚力在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上积极探索。同时，抓住举办“良渚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的历史机遇，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化企、以文化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

　　在浙江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中发挥更大作用。新时代的浙商要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争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的建设者，“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打造者，“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的塑造者，“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的贡献者，“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的先行者，“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的探索者，以这六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为浙江发展和全国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