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是从执笔完成并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始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是1979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18个城市开展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我抓住这个难得机会，挤时间进社会、到工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调查与研究。调研中发现，不仅社会上一些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存在疑问，理论界的争论也很激烈。调查启发思考，研究激活思想。结合调研取得的思想收获，在深入分析比较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我执笔完成并于1980年初发表了《试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一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在明确提出“要搞清楚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分析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的基本结构入手”基础上，较早分析论证并得出了“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过渡时期业已结束。现阶段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这篇理论长文，是我从事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的首次尝试。它作为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处女作，对后来搞好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和深化理论研究，均发挥了视角选择、思路拓展、观点创新的重要奠基作用。

　　此后，开展经济社会调查、探索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逻辑与规律，便成了我的不懈追求。例如，在认真研读马恩原著、做好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社会调查基础上，我抓住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批知识青年返城与城市就业岗位有限这个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分析、论证，执笔完成了长篇论文《论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经济》。此文从当时“整个经济生活还不能离开个体经济”这个基本现实出发，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个体经济的教训和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恢复发展个体经济产生的积极效果，突破“资本主义尾巴论”的束缚，以“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生产水平不高，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还要求有其他形式的经营做补充”为基本立论依据，分析和阐明了个体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要“保护和发展个体经济”的逻辑结论和政策主张。文章于1981年初公开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发挥了理论源于实践、推进实践的积极作用，在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两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为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推动和深化改革开放，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化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开放，目标是融入世界经济；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要义是形成更高社会生产力。在此背景下，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导下，围绕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这个热点难点问题，我于1993年初撰写完成了《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分析》一文。该文从我国现阶段发展民营经济具有能够适应老百姓物质利益诉求、有助于深度发掘老百姓创新发展潜能的角度，首先解析指出“‘民营’是一个与‘官营’相对的概念。‘民营’的实质在于‘非政府’、‘非官方’直接插手的自主经营”，即后来人们常说的“老百姓经济”；进而在纵向历史对比、横向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了“国民经济的‘民营化’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又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必然的和正确的选择”的逻辑结论，论证阐明了“国民经济的‘民营化’，并不否定一定范围的‘国有官营’或‘官办官营’，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需求弹性较小且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生产经营项目来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国有国营’‘官办官营’，而且还要设法把它经营得更好，使其给社会和国民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大”等重要理论观点。该文初稿完成后，首先提交全国工商联在海南主办的“中国民私营经济九十年代发展方向与政策研讨会”进行研讨，然后又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午餐会上开展专题讨论，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再修改、再完善，最后公开发表在《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上。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广泛重视，有关文献资料作了全文转载或转摘。

　　时间很快到了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1997年8月初的一天，《光明日报》编辑部打来电话，约我尽快撰写一篇有关股份合作的理论文章。我即刻着手分析研究，次日便提交了一篇2000字的理论短文《漫谈股份制》并于1997年8月4日见报。大体是在同一天，我还接到《经济参考报》的约稿电话。按约定，我又抓紧撰写并及时递交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理论文章《股份制：公有财产的有效实现形式》，并于同年8月5日公开见报。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分析和说明了股份合作和股份制及其与公有、私有的关系，阐明了股份公司的性质及其对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提供了必要舆论支持。

　　党的十六大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确立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改革发展目标。围绕“两个毫不动摇”和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大幅度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的问题，我组织并带领中国社科院与有关高校老师和研究生，通过与当时的浙江省工商局合作、请其他有关省市工商局配合，分别以企业综合质量、品牌、自主创新、人力资本、走出去、转型升级等六大指标与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为主题，连续8年开展了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问卷随机抽样调查和企业实地考察。在主编完成并陆续出版主题互联、内容又各不相同的6部《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No.1～No.6）蓝皮书的基础上，先后召开6届有国家领导人、中国社科院和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数千家民营企业参加的“中国民营企业峰会”。每部研究报告的出版和每届峰会的召开，都对浙江乃至全国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及其健康发展发挥了有效引领和积极推进的作用。其间，我还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新论》。这项近70万字的研究成果于2011年正式出版后即入选第二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弱化甚至否定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多次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重申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要求切实搞好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建设等。这些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的发布，不仅坚定了我从事并着力做好民营经济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为我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调准了定盘星、把稳了方向盘。坚持并努力做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也因此成为我生命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三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科学。我热爱经济学并坚持做到经济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服务。

　　为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回答和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我着力围绕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与宏观调控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研究过程中，我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做到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归纳总结、厘清本质、揭示规律，而且坚持运用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抽象、实证分析和观点阐释，做到了成果前瞻有效。例如，在长期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揭示基础上，我先后分析、论证、设计、阐明了一套可供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乃至个人进行经济走势预判和对策实操参考的宏观调控参数体系，主要包括适度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政府债务率与合理赤字率、固定资产投资合理增长率、合理消费增长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及其与物价指数协同效应等九大类调控参数。这套宏观调控参数体系的论证和阐释，不仅得到同行的认同，还先后得到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教授的充分肯定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同志的特别重视，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则专发一期《成果要报》（2003年第3期）直报党中央、国务院，发挥了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的作用。此项研究成果全部收入《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后，于2004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

　　40多年来，围绕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我先后在中国社科院《要报》（内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百篇研究成果，起到了深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实践、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成果中，除自选或上级交办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外，我还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等多项调查研究。其中，受中国社科院党组委派，作为专家组组长和课题组组长，我于2005年6月至2007年1月主持完成了浙江省与中国社科院开展的省院合作重点课题《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的框架设计、调查研究、总报告撰写和一套共六册的调研成果的公开出版等工作。成果完成并出版后，得到时任浙江省委领导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成果于2014年荣获“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特别奖”。浙江经验则成为推动全国各地经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成功建设的典型样本和重要参照。

　　转眼我已退休十年有余。作为曾经在高校任教，后来又一直在中国社科院搞科研、带研究生的一名老教授、老研究员，我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认认真真搞研究带学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后，我仍将笔耕不辍，继续努力在探索求解经济发展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出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