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问作家张晓风：“您现在写文章是用笔写还是用电脑写呢？”她回答：“我还是用笔在写作。”之后她又补充说：“我舍不得不写字啊。”简单的话语，却让我的心头也为之一振，脑子里瞬间蹦出一句：“我也舍不得不写字啊！”

　　我总觉得，那一个个方方正正的中国文字，演变到今天，都是如“淬火”过一样，内中都有故事啊。

　　记得多年前，如今的绍兴市文史馆馆长冯建荣，聊到中国方块字时说，他会电脑，但仍然喜欢用笔写字，尤其喜欢用毛笔写字，且喜写繁体字。他补充道，中文的象形、象声等等，繁体字最能体现，里面最有故事。

　　北京作家陈染，多年前写信给我，信的内容是打印的，最后签名必用钢笔。她说，我虽偷懒用电脑打印信件，但必须亲笔签名，否则太死板，太了无生气了。末尾让自己的姓名鲜活一点吧。

　　字写得好，在几百年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位远离京城的官员，一辈子见不到几次上司，骑马行车，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到。那这位官员如何能让京城的上司对他产生好的印象，从而保证仕途通达？有时就靠写得一手好字。同理，生意人之间、老丈人对女婿的印象等，不少时候都靠书信，所以有“见字如见人”的说法。

　　我真的也舍不得不写啊！我书房的台子上、床头柜上，肯定放着纸和笔，身上随时随地都带有笔和卡片之类的。1997年，我写了一篇小文《你带了没有》，说的是在饭店就餐、在路上碰到朋友，要记个电话号码或别的什么的，往往要问“你带纸笔了没有”，因为那时手机还没有现在这样普遍。

　　多少多少年前，胸前口袋里插着笔的是有文化的象征。在我的家乡，曾流行过一句顺口溜：“侬位同志，钢笔两支，借我一支，写写条子。”1983年我结婚那年，与赵章夫老师在老家杨梅桥水库大坝上拍了一张照片，我的中山装口袋里，就插着两支钢笔。我与乡下的老朋友陆均涛，1979年在当时红旗路上的文庙内的合影，他也在中山装里插了两支钢笔。这神气活现的样子，如今的年轻人看着会发笑呢！

　　作家木心说“从前慢……”这个慢，包括没有快的交通工具，从此地到彼地，靠两脚走或是马车之类的，很慢，后来才有了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也包括通信，不像现在，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一个电子邮件、一个视频，就能连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智能手机让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近，随时可以对话，这种近到几乎没有距离感的联系，却可能让人们的心灵没有了对话的空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诗意可说是无影无踪了。如今有几个人还在写信？

　　我写信写得最勤的时候，是1986年到1988年，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期间。那时与家里联系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信，差不多每周给夫人写一封信，给弟弟（主要是写给父母，由弟弟读给他们听）每月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一年寒假回家，弟弟告诉我，我寄回家的每一封信，老娘都会请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会藏在床头底下。而与夫人互通的信，我们也都保存下来，时至今日，我仍保存着读书期间夫人寄给我的几封信。

　　我的研究生老乡樊诗序更夸张，这左撇子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还得过北京广播学院钢笔书法比赛一等奖），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洋洋洒洒写5到6张纸。我当时就纳闷，你每天有那么多东西要写？他说，聊聊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所见所闻，谈谈看了什么书，有啥体会等等。还说，家里在一起时不是要聊很多天吗？这几年就用信件代替了。不知他们这互通的书信还保存着否，否则出一本“两地书”倒也蛮有意思的。

　　写信、寄信、等信、回信、读信，继续写一封信……需要思考，需要等待。这种距离感能让人超越不假思索的浅层对白而进入内心深处，经过仔细推敲，长长的话慢慢写。

　　所谓“字如其人”“见信与见面”，不论是自己写信，还是读亲友的信，都有许多美好的体验。写信时，一笔一画工整地写，遣词造句寻找最适合的表达，它带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平时见面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都可以在书信中尽情表达。

　　一封信投进邮箱，就数日子，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收到回信时，又会深深呼一口气，慢慢读，细细品味信中的每一个语句，揣测对方写信时的心情，还有等待回信时那带着紧张的美妙心情，是今天依赖即时通信的年轻人很难了解和体会的。

　　过去的文字，都是格子爬出来的，一部明成祖组织编撰的《永乐大典》，共22877卷，3.7亿字，都是用手抄写的啊。成百上千个抄工，一个字一个字手抄，抄完后有专门的人检查，如果有错别字就要返工，前面的工作白干。你看看，这是多么漫长的一个工程啊。

　　手写的书信、文章，是看得见的物证，是淬过了一遍火，情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升华。它像手上的老茧一样，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十年来，我每年也会写上十多封信。你会问，还写信干啥，又是啥内容啊？告诉你，我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每年还写一封信呢，有一年她写给我的信还刊登在《钱江晚报》上了呢！我将这也看成一种仪式。

　　又比如，有时需要与别人商量一件事，发短信太长，上门聊，人家很忙不便打扰，那就写个便信吧。信件的最大好处是：它不是“不速之客”，对这位“客人”随便啥时候都可以“接待”，没空就让它“旁边坐着”。对我来说，写信可以字斟句酌，还可以带点情感色彩呢。还别说，我早几年要向领导汇报工作，解决一些问题，好几次都用书信的形式，效果比上门口头汇报好多了。

　　亲笔写的书信，应该是比较“隆重”的一种交流形式了。现在，绝大部分的作者是“打文章”。我是“握笔派”，食古不化，注定“舍不得不手写汉字”。我还是紧握手中的笔，天天写字，天天爬格子，写日记，写文章，抄诗词，我估摸每天写字都在千字左右，一年30多万字。

　　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了我的“特异功能”。我这“科盲路盲脸盲”，认字可有一绝呢！早几年不是有“耳认字”“脚认字”等等特异功能吗？搞得还蛮闹猛呢。我的特异功能是，只要此人写的字看到过几遍，下次他（她）不署名，我也能认出是谁谁谁写的。

　　20世纪80年代，广播站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二三十件来稿，有好几次，我请同室的几位编辑将二三十封信的地址或者姓名用手捂上，我来猜是谁的来稿，结果，除了初次来稿的外，我全能猜中。不，可不是猜的，是认出来的。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期间，我也“小试牛刀”，我不在场，请全班20位同学在黑板上各写两个字，然后我来辨认，结果，“百发百中”——全被我认出来了。

　　如今，只要说起某某某，哪怕几十年不见，我脑子里出现的或许不是此人的长相，而是他的字样字貌，哪怕是已作古多年的广播站老通讯员枫桥西畴村的史庭生、越山乡后充岭的周起夫、东三乡旺妙村的冯建成等等，提起他们，最先浮现在我脑海的，是他们的一个个方块字，先有他们的笔迹，再有他们的人。

　　而如今，我们还常在交往的几位好友，他们的字也如刻在我脑海里一样，经常出现在我面前。有时还会在梦中出现呢！记得前几年，回家见桌子上静静地躺着一封信，我一看那笔迹，就认定是叶小龙老师寄来的，拆开一看，果真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