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至今，我潜心理论研究已有近50年。而把我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殿堂、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是人民大众和现实问题。人民大众是我最好的理论启蒙老师，社会发展现实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为我创造了为党的理论事业而奋斗的实践条件。

　　10年社会大学：到大风大浪中去历练

　　社会就是一所大学堂。在社会中历练，更能发现和研究现实问题，更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

　　读初三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正常学业中断了。1966年提前走进社会，1967年底奔赴黑龙江北大荒屯垦戍边，到1978年2月，整整十年有余，我初步树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中，进行了思想启蒙，一步一步地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殿堂，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主义。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长征到延安，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穿越河北进京，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1966年11月，我与一帮同学自发从北京出发步行到延安，重走这条路线。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是革命老区，我耳闻目睹生动的党史和红色文化，不仅感受到中国农民的勤劳朴实和奋斗热情，更见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浓厚兴趣。步行路上，我携带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不知看了多少遍，边看边学。

　　1967年11月，我17岁，自愿报名支援边疆建设。在北大荒，我经受了严酷劳动锻炼和艰苦生活考验，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接触实际、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过程中，带着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重大疑问，我有目的地研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在劳动和工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了群众疾苦、聆听到了百姓心声，铸就了一生学业和事业的正确世界观基础。

　　这期间，我还担任兵团团政治处理论干事，负责在团教导队给连以上干部讲授《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等，撰写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讲稿。我的《帝国主义论》部分授课讲稿被黑龙江黑河知青博物馆（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收藏，被评为二级文物。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在于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在社会大学中，最深刻的体悟。

　　10年求学生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教育

　　个人的前途只有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事业相结合，个人的向往和追求只有同社会的现实需要、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才有意义。

　　在社会现实的鞭策下、在人民群众的言传身教下，我萌发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毅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十年读书生涯，我接受了系统的理论思维训练，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功底。另一大收获是得到了良师的指点。在北京大学期间，我聆听了冯定、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任继愈、黄楠森等著名学者的教诲；在中央党校期间，我又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老师。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杨献珍、艾思奇等老一辈哲学家。他们敢于坚持真理的治学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我至今印象深刻并奉为圭臬。

　　由于有社会大学的经历，我深刻认识到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真正回答现实中的问题，才是管用的，才有指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浪潮汹涌而至，我一下子被吸引。大学期间，我选修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高度关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崛起的学科和高新技术。我着重钻研了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研究了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合著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两次再版并成为畅销书。我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进入研究生阶段，我就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思索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也是基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都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回答这个问题，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来说，就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包括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怎样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体制改革，等等。

　　带着这些问题，我深入研读了马恩列斯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著作，阅读了世界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等方面的书籍，研究了社会主义各国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重大命题。我完成的博士论文《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立足于经济分析》，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这也打开了我走向现实问题研究的开端。

　　30年最高学府和最高殿堂经历：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呼唤理论创新的指引。在我看来，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发展现实中提炼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以研究，总结出带有创新性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指导。

　　中共中央党校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最高殿堂，我在这两个地方整整工作30年之久。

　　研究生毕业，我即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任教，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又先后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哲学部、教务部负责人，进入中央党校领导班子，担任副校长。其间，我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任市委副书记，在实践锻炼中，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了许多养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展步入低谷。在国内，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功，经济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国际上错误思潮的冲击。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有效地抵御了冲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在此期间，我有针对性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的研究，深度钻研社会矛盾问题、社会动力问题、社会利益问题、人的问题和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等重大哲学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机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农”问题及其运行规律等作了深入思考探索，出版了《经济利益·政治秩序·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反思》《利益论》等专著，形成了“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着眼于共同富裕——关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马坊乡西盐务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现实性很强的论文和调查报告。

　　2007年底，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书记、副院长（正部长级），后又担任院长、党组书记。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我笔耕不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建设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规律等研究，撰写了《社会矛盾论》等一系列阐述党的理论的专著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等论文。

　　5年政协民族宗教工作和理论学术研究：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新境界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新境界，是当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分党组书记，其间还担任了一年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2021年，我担任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十四指导组组长。通过岗位锻炼、实地调研、理论研究，我密切跟进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需求，关注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

　　努力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奉献心智。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专著中。以我为主编的《新大众哲学》多次荣获全国各种奖项，成为全国最畅销的哲学理论书籍之一。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党的理论建设和现实实践服务，集中体现为专著《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实际，提出要深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主持编撰《中华思想通史》，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主持“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委托课题，出版系列研究专著9部，构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力争对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重大国际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对策建议。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需要长期探索、久久为功。我将继续以人民大众和现实问题为思想之师、理论之母，为更好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