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给民营企业带来诸多挑战。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把浙江民营经济金名片擦得更亮”。

　　面对“脱钩断链”风险，民营企业的体感如何？企业应如何突围，化危为机？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问：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外媒报道一些外企有意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首先要意识到，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以往，全球经济分工是很明确的，资源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主要卖矿产；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占领价值链上游，控制金融和关键性的核心技术；一般制造业则由发展中国家来干。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真正大规模地参与了全球经济分工。因为高效的政府、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以及庞大的市场，中国变成了全球经济大分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制造加工端。

　　但这些年的疫情和局部热战，让各国意识到，这种远距离的全球分工存在安全风险。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局部战争，产业链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继而影响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加上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主义做法，对其他国家施加了压力，中国的产品又不像2000年初时有足够的成本空间抵消产业链大跨度合作导致的效率问题。种种因素累积，全球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产业链布局要尽量分散一点，各个环节之间的距离越短越好，制造基地靠近目标市场的半径越短越好，最好是同一个国家，因此造成了如今国内部分产业链外迁的现象。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情，可能还是好事。

　　差的形势反而会培育出一批好企业。企业就像人一样，一旦生病，免疫系统就调动起来了，压力大了，才会打起精神来做事情。

　　虽然未来几年，低附加值、靠外贸出口赚辛苦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迎来一波倒闭潮，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倒逼一批外贸企业真正迈向国际化。

　　这些年我就发现，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这些老板眼界开阔了许多，因为他们在国际市场中与全球同行在竞争。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高质量发展”，但以前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没有太多思考高质量发展，经历这一轮严冬，把低端的淘汰掉了，生产要素就可以腾出来承接更好的产业，留下来的都往高附加值的产业上去发展，产业就可以加快转型升级。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您觉得企业应如何主动作为？

　　答：如果企业的下游直接就是消费终端，建议不要做“甩手掌柜”。

　　因为有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中国的产品即使被加了关税，在最终消费市场还是有很大的性价比优势。但大部分企业已经习惯于拿订单交货的传统出口模式，即交完货之后，后面的环节完全不管了。这就导致一旦国外进口商撤掉订单，企业因为不掌握物流和消费终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若是企业打通了从中国港口到目标消费市场的海运港口，打通海运港口到目标城市的本地仓库，再解决本地仓库到每个城市里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直接跟本地零售商做生意，一来商品成本可以压得很低，降低关税的影响；二来企业是直接卖产品给目标市场的消费者，自主权比较高，不用“走出去”，产业链留在中国也可以好好地做。

　　如果企业的下游是那些大型跨国公司，那就只能主动“走出去”，嵌入到正在重构的产业链中，产业链往哪里走，企业就往哪里走。

　　比如宁波的一家零配件出口企业，跟着产业链转移的脚步，在摩洛哥、墨西哥等国家建了厂。宁波这边重点解决技术研发、工艺进步等问题，然后放到这些国家去生产，这样不仅产品响应效率提高了，成本也可以压低。

　　主动嵌入国际产业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与链上的企业不断交流学习，向母公司传回最前沿的信息，知道别人在生产什么、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跟世界的发展同步。

　　中国现在的产业链水平，绝对不是靠“闭门造车”带起来的，而是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分工的过程中，被许多外资企业带起来的。比如苹果为了产品达标，会花很多精力培养供应商，帮助其提升工艺，解决质量问题和管理问题。

　　国内企业靠自己也能提升生产水平，但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些。就像中国在加入WTO以前，设计出一个好产品没问题，但无法量产，关键原因就是零部件达不到要求。

　　封闭只会越来越落后，只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才能进步。

　　我一直坚信，“中国制造全球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是“中国创造全球制造”的时代。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问题中把握机会，尽力度过这个严冬。挺过去了，企业肯定会上一个大台阶。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更大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增强活性、敢闯敢试。您觉得政府还可以为民营企业做些什么？

　　答：一个大前提就是政府要正确看待企业“走出去”。浙江提出的“地瓜经济”形容得很准确，企业“走出去”是像地瓜一样，把藤蔓伸出去，汲取各种养分，然后块茎在国内茁壮生长，而不是像南瓜，藤蔓伸出去，到处生瓜。

　　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智囊和参谋的作用。全球产业链到底是怎么重构的？趋势怎么样？这个国家的产业生态怎么样？适不适合你？政府应该集中力量给企业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前往日本参加中日青年交流时就发现，日本的产业省（相当于国家工信部），对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情况包括相关数据、产业结构、供应链关系等了如指掌。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五大商社，它们会通过供应链业务来帮助日本企业完成全球布局。希望未来国内能有更多这方面的服务与指导。

　　其次，呼吁政府能对企业实施普惠制的减税。

　　现在企业的很多难题本质是利润薄。比如，为什么融资难？因为银行觉得民营企业不赚钱，风险太大，不敢把钱给它。为什么不赚钱？一方面是产业层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这个慢慢在改变；另一方面也是成本不像以前那么低了，企业的税负包袱重了许多。

　　第三，继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有自我修复机能，再聪明的人搞规划，也玩不过市场，当然关键的时候政府要适当干预。

　　第四，继续推动依法治国，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民营企业为什么慌？因为不确定今天这么做明天会怎么样。推动依法治国，让民营企业心中更有确定性，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