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浙学”作为一种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历史上促进了浙江与中国的文明进步，而且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它已经或正在成为“两个结合”的典型范例，成为浙江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精神动力。

　　“浙学”缘起于古越文化。“浙学”一词则是由宋儒朱熹最早提出的。至明清时期的刘麟长、黄宗羲、全祖望等，则从正面肯定了“浙学”的意义与价值。“浙学”的内涵应该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学术传统。站在当今浙江文化建设的立场上，我认为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对两浙之学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视野。

　　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浙学”各派逐渐形成了以“实事疾妄（王充）、崇义谋利（叶适）、知行合一（王阳明）、经世应务（黄宗羲）、兼容并包（蔡元培）”为主要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传统。我在《论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概述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精神；“实事求是，破除迷信”的批判求实精神；“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工商为本”的人文精神；“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化精神。

　　当然，能够体现浙学精神的不止上述数言，但仅此数言，即足以反映出浙江文化底蕴的深厚，足以代表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人文精神传统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就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浙江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敢为天下先，以民为本、诚信和谐、务实创新、开放图强，创造了浙江经济发展的奇迹。例如，温州模式所体现的是一种讲究实效的实学精神，这正是南宋以来浙东学派“崇义养利”“义利双行”精神的发扬光大，也体现了“浙学”传统的求实精神与经世意识；义乌小商品城、宁波服装业的久盛不衰，正体现了浙江文化传统中自强自立、开放创新、务实守信的创业精神；杭州成功举办西湖博览会、G20杭州峰会、亚洲运动会等国际性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所体现的是“浙学”传统中“以民为本、开拓创新、多元包容”的人文精神。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