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枫桥镇，正是在这个千年古镇，当地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60年前，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探索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时光荏苒，在坚持和发展中，新时代“枫桥经验”，从矛盾纠纷化解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向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全面迈进。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枫桥，深刻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跨越一甲子，从乡村实践蝶变为国家治理之策，已成为“中国之治”金名片的“枫桥经验”，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基层治理大智慧。

　　群众路线始终是“传家宝”

　　30多年前，杨光照成为诸暨市枫桥派出所民警，做矛盾调解工作，“坐上小板凳，俯下身子，和老百姓像家人一般交心，彼此之间距离就近了，感情就亲了”。如今，他的调解员徒弟们，用一只篮球和镇上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成功组建了一支少年“义警”队。

　　一代又一代人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实践中，走进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让“枫桥经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善于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看家本领，也是“枫桥经验”的宝贵传承。新时代以来，群众工作出现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工作对象更加多元、工作内容更加多样、工作环境更加复杂、工作要求更加务实。越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就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

　　衢州市柯城区上洋村的村规民约馆，来访者络绎不绝。30多年来，上洋村依靠这个“治村秘笈”，让村民参与民主决策，解决了各种难题，激发出全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下坚实根基。

　　从上洋村往北120多公里，武义县后陈村19年前为扭转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危机，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优势逐渐转化为发展胜势，19年来，村集体收入增长了43倍，人均年收入翻了三番。

　　基层治理的问题，根子上还是要靠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越和谐稳定。

　　从管理到治理，“枫桥经验”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图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基层民主实践花开满园，浙江大地不断书写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彩答卷。

　　在实践中，“枫桥经验”形成了“群众唱主角，干部来引导，德法加智治，有事当地了”的新时代特征。

　　群众唱主角、站C位，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厚重底色，也让“枫桥经验”在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中，有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截至今年10月底，浙江已有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7.1万家，平安志愿者300万人。城乡处处涌动干部与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热情，基层治理迸发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无穷活力。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武林大妈”身披红马甲走向大街小巷、景区商场，“小青荷”用最美的微笑、最好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用行动向世界讲述着生动的东方治理故事。

　　与“大平安”建设深度融合

　　“海上枫桥经验”“网上枫桥经验”“枫桥式派出所”……内涵不断丰富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已不仅仅是化解矛盾的经验，而是可以辐射到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大平安”“大治理”经验。

　　6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在践行“枫桥经验”的过程中，浙江正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样本——

　　全省生产总值连跨7个万亿级台阶，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多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人民群众安全感从2003年的90.8%上升到2022年的99.28%，刑事案件总量从50.9万余起下降至23.6万余起。

　　迈上共同富裕新赛道的浙江，把“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始终，并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枫桥经验”的积极作用。

　　这种高站位的理念，为浙江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找到了路径。对已开展平安建设19年的浙江来说，“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浙江正在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和法治中国示范区。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指向也更加明确，在维护“大平安”的基础上，着力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重要目标。

　　如今，“民呼我为”已成为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为民办实事机制。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实现“群众点单、政府配餐”；“民呼我为”统一平台，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实现一个口子收集民意大数据。

　　9月28日，浙江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决定》，成为全国首创的有关“枫桥经验”省级人大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县级社会治理中心成为地方标配，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找个说法”；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全域推进，群众办事不用再到处找部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理念深入人心。

　　政府如何有效感知、高效处置群众需求？数字化改革牵引了“牛鼻子”。数智枫桥省平台、政法一体化、全域数字法院等一批重大应用出台，使“防未然，治未病”有了更坚固的保障。

　　在2021年底举行的首次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上，浙江12地被评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市、区），总数居全国第一。

　　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

　　2003年11月，习近平同志来到枫桥，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系统提出“四个必须”：必须着眼工作大局，在统筹发展中丰富新鲜内涵；必须营造法治环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显成效；必须相信依靠群众，在执政为民中践行根本宗旨；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在完善制度中实现长治久安。

　　“四个必须”将“枫桥经验”推到了全新高度，其中机制的健全，是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在浙江，“枫桥经验”之所以能与时俱进，在于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才能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纵观全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理智慧的创新性转化，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浙江实践——

　　在桐乡，以“三治融合”为手段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已走过10年；在绍兴，“枫桥文化”催生“红枫义警”，引领“共情共理，互助互帮”风尚；在金华，“无讼”文化孕育诉源治理，“党建引领、综治先调、法庭指导”成为习惯；在衢州，“南孔圣地”培育“有礼”家风，消弭婚姻家庭、邻里等方面潜在矛盾……

　　“枫桥经验”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实现了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有专家指出，“枫桥经验”正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机制转变。自治，激发基层活力；法治，守牢治理底线；德治，教化向善风尚。

　　这样的长效机制，让风险早预警、隐患早发现、矛盾早化解。

　　这几年，越来越多源于浙江的“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了更多经验。宁海在全国首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武义后陈村村监会制度，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基层遇到的问题纷繁复杂，仅仅靠单一手段、单个部门或乡镇往往无力解决。浙江将走在全国前列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进一步深化，构建全科网格治理新模式，率先铺就了一张“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基层治理网，治理体系越发完善。

　　当更多“眼睛”能发现问题、更多“触角”可感知信息，基层治理就像“绣花”一样，精细到每个角落。浙江已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最公平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

　　历经60年，一个甲子，“枫桥经验”穿越时空，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特色愈发鲜明，指引浙江人民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探索更多善治之道，成为东方治理经验的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