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诞辰百年，大家都在纪念他。对于谢晋家，许多人是充满好奇的。这好奇中有不少人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作为一个海内外闻名的大导演，谢晋一定是很有钱的吧。不错，很多人曾这样问过我，甚至也有人当面问谢导。有一次，我陪谢导到他小时候常去买零食的谢塘老街逛街，一个卖咸菜的老汉笑着问谢导： “听说你在外面发财了。”谢晋一听，哈哈大笑。

　　对于谢晋有没有发财，是无需他作解释的，因为生活本身已经作出最直接的回答了。谢晋家一共五口人，谢晋、徐大雯、谢衍、阿三、阿四，再加一个保姆。女儿庆庆虽已出嫁，但为了照顾两个智力不健全的弟弟，大部分时间也在家里。这么多人七七八八的费用，其开销可想而知。

　　对于家中的经济状况和支出，整天在外面忙于拍片的谢晋心里是很清楚的，也是常使他十分苦闷的。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谢晋回过家乡后，便决定要在老家谢塘建一幢小楼房。没想他的这个决定一提出，便遭到家人一致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家中没有钱。

　　谢晋说：“这你们不懂，老家有房子，我可以常回去，根脉就不会断。”房子建成后，好友韩美林去看他，当场写了“谢晋老宅”四个字，既然是“老宅”，那就要按“老宅”的样子布置，于是，谢晋按童年时老宅的样子，建了土大灶、灰火仓，买了四尺铁大锅、瓦制煨粥甏，添置了八仙桌等。

　　这在一般人眼里是无法理解的。而更不能理解的是造这幢楼的钱有些是谢导向朋友们借的。我当时因为在市里负责新闻报道这一块工作，与谢导比较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筹划和建设，对有些情况较清楚。若干年以后，谢导听人议论，说他的这幢房子不是由他自己出钱建造而是当地政府送给他的时候，他便会大声嚷嚷说：“这件事小顾最清楚，你们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就从这一年开始，直至他魂归故里，整整二十几年间的每年春节，这幢谢塘镇上的小楼的灯光就会亮起来，在柔和的灯光处，不时可以听到一个大嗓门的老人在用地道的谢塘土语在说话，那是谢晋的乡音。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一批一批的人来到了这幢小楼里，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当然更多的是国人，有各级领导，有艺术家，有学者，有企业家。在这里，谢晋的身份已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导演，而是一个家乡的形象大师，他会向来访者推介家乡的人文历史、山水风光、名优特产，除了口头推介，他还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多次陪同来访者到上虞的许多地方实地考察。

　　二

　　但他缺钱我是知道的。他因为缺钱而无意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抠”我更是亲身经历的。

　　我曾去过谢导的“老宅”卧室好多次。记得春节我去看他，那一天外面的天气十分地冷，里面又没有装空调，家里唯一的一只煤油取暖器正放在客厅里。我过去摸了摸床上的垫被，垫被硬邦邦的，盖被还可以。但对一位85岁的老年人来说，这间小小的房间无论如何是缺少温暖的，何况他又要开“夜车”，在这么冷的寒夜里，窗外呜呜地刮着西北风，他一个人蜷缩在一把沙发里。他要看剧本，要写作，要思考，晚上又没有人服侍他，他靠什么取暖呢？于是我便劝他说：“谢导，你该在房间里装一只空调了，现在空调降价了，小匹量的是很便宜的。”没想他当即予以了回绝：“便宜是便宜，可也得一两千块钱，到明年春节再说吧。”没想还没有等到明年春节的到来，他却驾鹤西去了。

　　有一年，谢导有一批书要从上海运到谢塘老家的房子里，就提出想请乡下的木匠做一批书柜。一个多月后，书柜做好了，适逢谢导回谢塘，对书柜的质量他是满意的，但在结账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在某个关键的部位上用的木料比较好，比原先的预算稍稍超出了一些，因此在结算时与原先的报价有差异，谢导一听便睁大了眼睛，说：“原来报的不是这个价，怎么便涨了呢？”直至我对他作了详细的解释后，他才将钱付给了木匠。

　　这就是我所结识的大导演谢晋，也是我所结识的普通人谢晋。那一次，当我看到谢导从口袋中拿出钱来，从唇上沾湿了手指，然后一张一张地数钱给木匠，并且用那双棱角分明的大手从木匠手中接过找他的带角带分的零钱的时候，我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我仿佛觉得我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而是一个精于打算会过日子的老头子。

　　恐怕很难有人能够描绘得出谢晋真实生活的图景和细节，因为笼罩在他头上的光辉太耀眼太夺目了。谁会把他与那件穿了10多年的破旧的条纹睡衣联系在一起呢？谁又相信当一次餐叙结束后他会把那些吃剩的菜打包回家给阿三阿四打牙祭呢？当然，更不会有人相信他那双曾在电影场上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会在家里像一个巧于家务的家庭主妇那样磨出一碗碗豆浆，然后笑呵呵地端给家人吃。

　　但谢晋又是异常慷慨的。

　　有一年冬天，正陪客人在杭州考察的谢晋听说老家正在进行大围涂，每天有数万人奋战在抢险地段上，便连夜赶到工地上，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工棚中看望，看到不少民工都在用霉干菜霉豆腐下饭，当即从袋中摸出5000元钱给陪同的领导，要他们买点猪肉，给民工改善生活。事后领导得知，这钱是谢晋执导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片酬。这部片子用现在的话说，是超级票房大片，但谢晋的片酬总共才15000元。

　　生活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当这些并不关联的细节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时，一个活生生的谢晋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了。

　　三

　　真实的生活是无需修饰的，就像谢晋从未修饰过自己的清贫一样。在我与他相识的数十年间，我从未听到过他对于金钱的渴望和崇拜，哪怕是一丁点暗示和无意的流露，尽管我知道他十分需要钱。然而钱又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他唾手可得的面前……可以这么说，只要他愿意，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他口袋。

　　有一次一个酒厂的老总找到他，希望他为他们厂的那只名牌酒在中央台做一则广告。台词和动作很简单，只要谢晋竖起大拇指，说一句“这酒我最爱喝”就行。片酬200万元。

　　谢晋为难了，这种酒他是爱喝的，对于这个厂，他也是很感激的，他有一部片子中的道具酒全部是这家酒厂免费提供的。但他是声明过从不拍商业广告的，之前曾有老板开更大的价请他做广告，都被他回绝了，而当时他的阿三正在医院里抢救，急切需要钱。对此家里人曾劝过他是否放弃这一个有点不合时宜的原则，起码在做与不做商业广告这件事情上，不要把话说得太绝而采取一种更加灵活和审慎的方式。但结果是被他大骂一顿而作罢。

　　做广告被回绝，挣工资又不多，别的门路也没有，那么拍电影又如何？对于中国电影界卖座率最高的大导演，谢晋的电影究竟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无人作过统计。仅从那场场爆满的放映谢晋电影的电影院，可见其效益之一斑。

　　但谢晋生不逢时，那是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当电影院将放映他的电影赚来的钞票大把大把地存入银行的时候，谢晋口袋里的钱却分毫不增。而当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电影界如鱼得水般地一路春风时，谢晋反倒有些不适应起来。他晚年几部影片卖座率欠佳，有的还出现了亏损。

　　即便对于像《鸦片战争》这样票房很高，本来可以大赚的电影，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的不全和缺失，始终对该片充满信心和期待的谢晋在最后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事后有资料表明：《鸦片战争》一片被院线谎报、瞒报的款项达4000万元之多。

　　这种谎报、瞒报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仅使一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被看好的大片蒙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亏损，对于谢晋来说，还差点使他倾家荡产。因为在为该片融资时，为了表明自己对该片的信心和决心，他在一开始就将自己家的房产证，抵押给了银行。

　　四

　　谢导去世后“断七”的那一天晚上，是上海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日子，我和谢晋的另一位朋友王玠文专程去沪看望徐大雯老师。谢导去世后，我第一次跨进这个曾来过无数次的家。虽然原先简朴的陈设依然还是老样子，但因为少了谢晋这个男主人，总觉得缺少一种生气和活力。

　　谈了一阵后，已是晚饭时分，我们便决定告辞，大雯老师说：“吃了饭走。”我说：“下次吧。”没想大雯老师一听便生气起来，说：“噢，谢晋在世时，他叫你吃饭你就吃，谢晋不在了，我叫你吃饭你就不吃。”我一听，觉得这话言重了。菜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一盘青菜，一碟花生米，一碗咸笋骨头汤等，还有一盘6只蒸蛤蜊，一看就知道是在外面打包过来的。

　　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到谢导家吃饭的情景。那次谢导刚带着阿三阿四从楼下澡堂洗澡回来。除了一大包换洗的衣服外，还拎着一只黄色的小纸包。见到我，谢导笑着说：“带他们去洗个澡，搓搓背，洗完澡，阿四要吃生煎包，我买了几只，吃不完，就带回来了。”

　　那天端出来的共有6只菜，一盘青菜，一碟花生米，一碗红烧豆腐，一碗盛在高脚碗里的香肠，一盘烤麸，还有一盆盛在大瓷碗里的榨菜汤。谢晋在席间笑着说：“我什么都能吃，在外面拍片时我备有一只小电热锅，晚上看剧本时肚子饿了，我就抓把小米煮点粥，再就点花生米和酒，吃下后就能呼呼大睡到天亮。”

　　而现在，谢导不在了，这个家里依然保持着一种简朴和清贫的家风。令人在感佩中不禁唏嘘不已。席间徐大雯老师突然提及一个叫老范的人，说：“老范去世后，他老伴不知怎样了？”

　　老范是最早为谢导在谢塘的家看护的一个当地农民，前几年去世了。当时谢晋正在外地，无法赶回来奔丧，但还是特地打去电话表示慰问。后来谢晋回上虞后，便专程来到老范的坟头前，燃香烧纸，祭奠老范，临走时，还从口袋里摸出3000元钱，塞给他的老伴。王玠文对徐大雯说：“老范去世后，你们家就由范大妈看护着，这次谢导去世后，要设灵堂，她忙里忙外，真正亏了她。”徐大雯说：“你代我向她问好。”说毕从袋中摸出300元钱，要王玠文转交范大妈。

　　我坐在一旁，看着徐大雯摸钱的样子，鼻尖有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上涌。这个家庭，当时可以说自顾不暇，原来长期雇用的保姆，也已改为钟点工。即便这样，他们的心里还是想着别人，想着比他们更加困难的人。这一点，倒并没有因为谢晋的离去而有所改变，我想，这也许就是谢晋留下来的遗风吧。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谢晋三部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