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文脉，历经沧桑，源远流长。

　　中华大地上，人们书写着一脉相承的文字，诵读着先辈著述的经史子集，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文明。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10月13日，“传承与发展——新时代古籍整理与出版”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学界和出版界的专家40余人齐聚一堂，热烈研讨。

　　影印出版珍本孤本，建设便于学界和大众利用的数据库，制定完善标准、规范……学者专家们深入探讨各自领域中最关切的问题，为古籍在新时代活起来、用起来建言献策。

　　一

　　前不久，92岁的常沙娜和85岁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门口紧紧握手。两位“敦煌的女儿”祖籍都是杭州，此番重聚成为佳话，网友纷纷送上祝福。

　　敦煌，这处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汇点的小绿洲，却是“古代学术的海洋”。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你可曾真的了解这片区域和它所留存的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经卷？在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的带领下，我们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行，抵达曾经令中外震惊的敦煌——

　　曾成为西凉国都的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汉魏以来，由南亚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经过北魏、隋朝、唐朝，以及吐蕃的统治，敦煌莫高窟的洞窟数量不断扩大，壁画和塑像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在西夏占据敦煌的百年间，莫高窟和榆林窟里封存了大量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但元朝以后，海路兴起，千里河西失去了往日光彩，尤其在明朝封闭嘉峪关后，这里逐渐成为边荒之地，敦煌石窟也被人遗忘……

　　直到近代，游方道士王圆箓清理洞窟淤沙时，意外发现一面绘有壁画的墙是中空的。打开一看，在三米见方的室内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佛像绢幡、印花织物、拓本等稀世古物，足足达五万余件。这被国际学术界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发现之一。

　　但王道士并不知道这些古物的价值，经书被随意地交换、流入民间。没过几年，来自各国的“探险家”、考古队进入这里，数万卷经书和珍贵的壁画、雕塑被带走。那些根植于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却出现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

　　为了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献文物，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做了无数努力。国内外学者也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以敦煌为研究对象开展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学”。

　　“敦煌研究院目前在编《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北大也在重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高清彩色图录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但却是敦煌学的基础。”荣新江表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将获得重大推进。

　　比如重建一个敦煌数据库：在目前以大英图书馆为主导的敦煌数据库基础上，补充加入俄藏敦煌文献等，接下来的关键是将中国学者产出的大量敦煌文献研究录文，链接在敦煌图文上，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可检索的敦煌数据库。“这件事只有中国能做，因为只有中国学者做出了如此数量庞大、覆盖全面的录文。”荣新江说。

　　敦煌学是一块国际化的学术领地。中国敦煌学学者从一开始就在竞争中前进，与国外学者“掰手腕”。“我希望敦煌学不仅仅是文献整理和基本的考古报告编辑，敦煌学更要反映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成果。”荣新江认为，在敦煌学的国际竞争中，更要看重对敦煌文献的解读和研究，能解读敦煌文献内容，并与历史研究相互勾连，这才是敦煌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竞技。

　　二

　　中华文脉不断开枝散叶，勃发生机，并激荡万千气象。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种力量——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基因无疑涵养于源远流长的浙江学术思想——“浙学”。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向我们介绍，浙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积累极为丰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浙江先贤的著作达二万种，总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倍以上，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光耀寰宇。

　　然而面对如此巨量的文化遗产，如何找书？如何读书？其实并非易事。张涌泉认为，现在传统文化很“热”，也出版了很多大部头的书，如《浙江文献集成》、《浙江文丛》、《重修金华丛书》等，这些巨著作为文化积累，自然是必须的。同时，也需要为普通读者系统性地推出学术性普及性兼备的作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策划了‘浙学经典’丛书、‘浙江人文读本’项目。前者是浙江历代名人个人著作的选编，后者则是一县、一市和全省各地区历代先贤优秀作品的选编。” 张涌泉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深入发掘前人留存的文化遗产，提炼古代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陈出新，推进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

　　2022年启动组织编写的“浙江人文读本”项目，在全面调查梳理浙江优秀文化典籍基础上，精选最能反映浙江优美自然环境、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精神的历代名家名篇，形成一套适合不同文化层次、易读易懂的乡土文化系列读本，打造成党员干部、学生大众都喜欢的标志性读物。

　　早在2017年，张涌泉就做过相关的尝试。张涌泉和义乌当地有关部门花了四年时间编纂了一套《义乌文史读本》，包括普及版、拓展版，内容涵盖历史回望、山川风流、文史名篇、乡约家训四大板块。每篇选文都有赏析、注释，并辅有相关图片，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义乌市新丝路学校校长王鸿带领团队选取了读本中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名家名篇，编写了适宜小学中高段学生阅读的《义乌名家名篇导读》。

　　图书出版后，获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张涌泉说，这是读书人的义务。读书人既要顶天，要阳春白雪；也要立地，要脚踏实地，要尽到向大众做学术普及的责任。“对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更是肩负着向社会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责任。”张涌泉表示。在现场，他不禁想起了老师姜亮夫——这位大师级别的学者，不仅学问博大精深，同时也很“接地气”。

　　一代鸿儒姜亮夫身上，有诸多的头衔：著名的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音韵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他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连李学勤先生也说他“宽无涯涘”。

　　在张涌泉看来，姜老做学问，普及与提高并重，这值得今人学习和仰望。他研究敦煌学，既有《瀛涯敦煌韵辑》这样深奥的专门之作，也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这样的普及之作；他研究楚辞，既有《楚辞通故》这样的皇皇巨著，也有《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这样的普及作品，为无数年轻学子打开了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所以我们人文学者也要从书斋走向社会，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张涌泉说。

　　三

　　让我们回到“古籍的整理与出版”这个主题。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俊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七十余年的整理探索和出版实践，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成就。

　　可以说，文学、历史、哲学、地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重要的基本古籍，都有了可供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的现代整理本。告别没有校勘标点的线装书，让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都有随手可得的现代读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荣兴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约1800种。不但数量超越过往，更在整理出版传世典籍之外，大力拓展整理出版范围，特别是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地方文献等方面呈现新的出版合力。

　　“特别是《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正为打造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而全力前进。此外，整理地方文献、深入挖掘本地区的古籍资源，也是地方古籍社很好的发展契机。” 徐俊表示。

　　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下，古籍人仍然常备不懈，不断思索着如何让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上一层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刘跃进认为，首先，在细致准确地做好摸清海内外古籍家底工作的基础上，建议约请相关专家做好《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叙录撰写工作，体现新时代的学术水准，为古籍数字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制定行业规范，改进评价标准，坚持不懈、全面系统地推出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不断组织专家修订完善，最终形成新时代的权威读本。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全社会对古籍整理工作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积极推动对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最后，要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打破局部壁垒。“现在，古籍已经成为文物，各个藏书机构都视古籍为珍宝，一些稿本、孤本、善本等，藏在深闺，秘不示人，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发生意外，这些孤本可能就永远消失不存，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刘跃进说。

　　对此，现场专家深有同感。他们指出，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用，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做好统筹工作，将所有存世稿本、孤本、稀见珍本等古籍统一编目，分门别类，系统地影印或组织整理，协调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作了系统的阐述，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创造新时代文学经典和学术经典提供有益的学术借鉴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刘跃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