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味道，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岁月渐深，它慢慢渗入我的心田，常常令我眼角湿润。

　　周末，我回老家，推门而入，闻到了幽幽的膏药味，看见妈妈走路一瘸一拐，我知道，她的关节炎又发作了。我想陪她去医院，她淡然地说，年纪大了，不要紧的，贴几张伤筋膏药，熬一熬就过去了。

　　妈妈让我给她换一换膏药。我掀起衣服，见她背脊上贴满了膏药。我轻轻地抚摸着，问她疼吗？妈妈说贴了膏药好多了。

　　妈妈坐在凳子上，弓着腰背对着我。膏药已经严重卷边，快要粘不住了。她舍不得浪费每一张膏药，一定要等膏药像被霜打蔫了的茄子，才肯撕下来换掉。

　　我用热水帮妈妈擦了擦背。妈妈一只手吃力地按着板凳，另一只手一点一点按脊背，寻找痛点。按准了，便在痛处停下手指，重重地一按，按出一个印子来，让我贴上膏药。我一张一张地往妈妈背上贴膏药，望着妈妈瘦骨嶙峋的脊背，闻着熟悉的膏药味道，不禁有些哽咽。

　　妈妈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与泥土庄稼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夏收夏种时，每天打了鸡血似的起早贪黑，顶着炎热与时间赛跑。生产队里，女人干着和男人一样的活。有一天，我去送点心，看见妈妈正从烂水田中，一脚深一脚浅地将一担稻谷挑出来。妈妈个子矮小，在越踩越烂的稻田中，脚越陷越深，妈妈艰难地将谷担挑到田埂上，从头发到裤脚全都是泥和水，整个人成了泥猴一般。妈妈在河边洗了一把脸和脖子，我把点心递给她的时候，看到她肩膀上贴着伤筋膏药。

　　捉襟见肘的岁月里，我们兄妹仨沉重的书包，压得一家人透不过气来。妈妈忙完了生产队里的活，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忙自留地，喂猪喂鸡，洗衣做饭。立冬过后，妈妈和生产队里的社员还没有来得及歇息，又得整装出发冬修水利。北风萧萧，刺骨寒冷，妈妈积劳之下，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从此以后，妈妈身上几乎长年累月贴着膏药。妈妈的房间里、妈妈的被子中，始终充斥着药膏味道。

　　妈妈以前是不怕疼的。她剁猪草时，一不小心，一刀剁在手上，鲜血直冒。她放下刀，右手按住伤口，从灶膛里抓一把灶灰撒在伤口上，用破布条包缠一下，转身又去忙别的家务，她没吭过一声，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虽然晚上关节疼痛很难熬，但白天妈妈吞下一颗止痛药，就打足精神去生产队干农活。

　　随着年龄增长，妈妈的关节炎变得越来越严重，手指骨节都变形突出了，每天依靠地塞米松镇痛。只要一天不吃，妈妈疼得常常睡不着，连翻身都很困难，整个院子都会听到她痛苦的呻吟声。妈妈呻吟一会儿，用手蘸一点红花油，使劲地按，使劲地擦，一遍又一遍。

　　夏天，因为天气热，妈妈背上贴膏药的地方，就有一层红疹。瘙痒不止的时候，妈妈就忍不住用手抓，脊背上留下道道抓痕。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被妈妈抓破便出现溃烂。冬天，因为天气冷，又不如其他季节经常洗澡，一来二去，贴膏药的周边总会留下一些粘质。那些粘质不容易擦掉，几次下来，那一周便成了黑色。于是妈妈的背上，时常留下一块块长方形的黑边。

　　这些年，我不知撕下了多少张膏药，也不知妈妈究竟换过多少张膏药。即使不贴膏药的日子，妈妈的身上依然有股淡淡的膏药味。

　　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将我们的心紧紧勒住了。我们尝试了各种药物，甚至江湖郎中的偏方给妈妈治疗，却不见妙手回春，感到无奈而又心疼。妈妈只能靠着各种止痛药和膏药度日。我跟妈妈说，长期吃止痛药会骨质疏松。妈妈微笑着轻描淡写地说：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能过一日就算一日。

　　妈妈最能熬日子，不论生活多苦多难，她都默默忍受，顽强不屈地挣扎着，坚持着。我一直希望年迈的妈妈，能进城跟我们住在一起，但妈妈不愿离开她的村庄，离开她的庄稼。妈妈有时也坐公交车进城来。我下班回家，看到厨房间放着几瓶咸菜和一些新鲜的蔬菜，便知道妈妈又来过了。她还为我晒好被子，又收进来，铺好，然后悄悄离开。

　　我把头埋在暖烘烘的被子中，又闻到了那淡淡的膏药味道，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因为这是我妈妈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