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是非常成功的编剧和小说家，他的写作是庄重的。近年来热度极高的谍战小说《麻雀》《惊蛰》《苏州河》等作品中不乏波澜起伏的情节、快意恩仇的人物。当我们顺着时光之河向前追溯时，不难发现在海飞的创作早期，那份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就已显现端倪。

　　海飞的故乡是浙江诸暨一个名叫“丹桂房”的乡村。土气的村庄并没有磨灭海飞的诗性，他在世俗中寻觅到了脚下厚重坚实的土地里内隐的情感。可以看到，在《匪声》《干掉杜民》等大量作品中“丹桂房”均作为故事发生地出现，而村庄的形象始终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或许对于海飞来说，丹桂房是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的湘西茶侗。独一无二的“作家地理”深深嵌入到海飞的写作中。而读者在阅读中因触及自己不熟知的民族文化，也会因浓厚的好奇心而增加阅读体验感。

　　与此同时，海飞的作品也带有历史的虚构色彩。由此，历史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民间性。换言之，海飞想要完成的，是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重塑历史。因而他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确定的时间或是地点，就如“现在，让我来说说现在的确切时间，一九三八年四月。”（《干掉杜民》），或是“我和你是一个部队的。3721。”（《我爱北京天安门》），抑或是“再过一天后，南京城被攻下。”（《长亭镇》）。

　　海飞在看似宏大的、有定的历史框架内深度挖掘历史的褶皱，借助时空的罅隙叙述不定的命运，书写走向失控的、非理智的人生抉择。他把对于乡土的眷恋与笔下的故事打磨成为耐人寻味的风景，声色犬马又真诚坦荡，蛮横跋扈又柔肠百结，强调矛盾营造的冲突感，直面人性深处的欲望，融贯了历史小说与乡土小说的叙事特质。

　　拂去历史的烟尘，海飞在叙述时书写细碎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命情态在海飞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成为跌宕起伏的波浪。

　　在海登·怀特看来，所谓历史，并不具有“客观性”与“自主性”，而是一种“文本的历史”，是经过历史学家的编码与解码之后所形成的故事。因而，作家选择采用影视化的笔触，借助镜头语言带领读者潜入文本深处。

　　海飞曾担任记者工作，和镜头打交道比较多，这同样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小说也可以被视为多镜头的组合，在特写与跳跃的拼接中展现小说内在的风貌。

　　在人物刻画方面，海飞借助碎片化、散点化的对话分镜形式快速推动情节发展，《少年木瓜》里木瓜与梅花牌的搏斗源于二人的看似闲言碎语、痞子般的对话；在《我叫陈美丽》中陈美丽与罗老板的嬉笑怒骂，暗示了欲与钱相互掣肘……直接引语的存在不仅延宕叙事节奏，同时也确证了文本结构内部刻意追求的陌生化与离间性，试图打开人类被压缩的、蜷曲的生存空间，让每一个人物为己发声，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除此之外，海飞在作品中自然融入诗化的哲理性语言，意在揭开日常生活里的现代理性意识与复杂审美特征，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叙事王国。他不拘泥于雕琢藻饰的语词，不沉湎于滥调陈词的句式。灵活的落笔，借由想象诉说别致的哲思。

　　学者王侃在解读“新历史”小说时提及：“历史从‘舞台’转向了‘后台’，人物从‘角色’转向了‘自我’。”可以说，海飞作品的结局往往呈现为多重偶然性叠加而成的命运。这也恰恰说明了在有深度的文学中，属于普通人的生命原真性逐渐裸露在历史的表面，呈现在每一个你我面前。

　　正如海飞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如果要去写一个故事，他会先把自己当一枚石子，投掷到故事的最中央处。大河奔流向前。海飞在文学气象中显现的那种汪洋恣肆的故事海洋，正在奔腾、交替、冲撞，甚至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