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抵达北京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官唐通不战而降，京城最后一道关隘失落。

　　京城陷落后，城内一座老旧的府邸内，一个五十多岁的浙东汉子，边北向拜阙边朗声说：臣为大臣，不能报国，臣之罪也。接着他又南向叩拜，遥辞浙东的老母。尔后他蘸笔写下“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的绝墨，走到厅前，投环自缢。家人欲上前解救，被老仆哭着拦住了：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也！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传令箭告诫：忠义之门，勿行骚扰！

　　此浙东汉子，便是出生于浙江上虞的明末重臣、被誉为“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户部尚书倪元璐。

　　庚子年大雪节气的傍晚，我收到上虞倪梁村倪建君书记的一条短信，说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倪教授，晚上想一起聚聚。倪梁村是倪元璐的故里，这位倪教授不远万里来到倪梁，想必是为了寻根。于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三个人在倪梁村边上的一家农家乐里碰了面。

　　个子壮硕、国字脸配一头板寸的倪教授全名倪振民，年轻时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毕业后赴美从事肾脏病研究30年，在学术和商业领域都有相当高的建树。

　　无论经历、职业和举止，倪教授典型一个理工男。然而谈及倪元璐，他的涉猎、积累、见地和视野，堪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根据清朝有关天水倪氏的文献记载，倪教授属倪元璐的第二个儿子倪国宾这一支。明末之际倪国宾曾任秦州（今甘肃天水）通判，后国破家亡加上战乱，国宾无力归还故里，倪家便在天水安顿生息下来。倪教授说自记事起，他们天水倪家就一直未寻访过倪元璐的故里。读高中时他开始了解和搜集倪元璐的史料，来倪元璐的故里探访寻根也是他几十年的夙愿。

　　位于浙东上虞的倪元璐故里倪梁村，是一个古朴的江南村落，田畴阡陌、绿树掩映、河流瓦舍、庭院错落。不久前，倪梁村刚获评全国文明村。对先祖故里清丽旖旎的江南景致和文明秀美的环境氛围，看惯了大西北雄浑粗粝的倪教授自然赞不绝口。他的赞叹，也让我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倪梁村的场景。

　　当时我在上虞小越参加农村工作队，晚饭后和一位乡里的干部返回住地。灰暗的夜色中我们傍着杭甬铁路边的一条土路慢慢走。半道之中，一声雄犷汽笛从身后传来，那汽笛石破天惊，撕破夜的宁静，让人血液鼎沸。接着是一束灼眼的光柱，像一把利剑刺碎夜的灰暗。光柱照亮的不远处，浙东的田野里一个河流屋舍、绿树庭院的江南村落古朴安详，纤毫毕露。

　　“那就是出过明朝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梁村。”随行乡干部的介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倪元璐。从此这个名字像那束灼眼的光柱一样，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熠熠闪亮。

　　二

　　倪振民教授对倪元璐史实的熟稔如同自己掌上的纹路。

　　倪元璐的出名，当然在于文章写得好，但古往今来，文人名士如过江之鲫，文章写得好的自不在少数。倪教授和我们都明白，文章只是倪元璐的表征，或是他学识才华的铺张；真正让其名垂青史的，是倪元璐大义凛然的风骨、爱憎分明的人格和肝胆忠义的操守。

　　倪元璐担任翰林院编修时，阉党专权，魏忠贤的嚣张到了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到处造生祠的地步。倪元璐奉命到江西主持乡试，一片万马齐喑中，他以“皜皜乎不可尚矣”命题乡试考卷，影射魏忠贤窃持国柄、大搞个人崇拜。朋友和同僚都为倪元璐捏了一把汗，他则泰然处之。

　　“先祖的政治功绩，最典型的当数力陈销毁《三朝要典》，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大义凛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倪教授的赞叹发自肺腑。

　　“由魏忠贤指使亲信炮制的《三朝要典》，于天启六年纂修，炮制完成后由礼部刊刻发行。此书围绕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颠倒黑白，借刀杀人。《三朝要典》也被称为‘杀人之书’。”

　　“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否定《三朝要典》是必须的，但崇祯亦顾忌有悖先帝的名声。所以当南京兵部主事别如纶提出《三朝要典》断案多与皇上圣意矛盾，可对《三朝要典》作‘删削’时，崇祯很不高兴。时隔一月，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删削’升格为‘销毁’，崇祯欣然同意了。”倪教授停息了片刻。

　　“崇祯之所以同意销毁《三朝要典》，并非不再顾忌先帝的御制序了，而是倪元璐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理由——‘公议自存，私书当毁’。这就击中了《三朝要典》的要害：此书并非天下之公论，故非先帝本意，而是魏忠贤之私书。”

　　“先祖是高屋建瓴啊！这样的高屋建瓴既是他的胆略和智慧，也是他大义凛然、疾恶如仇的人格所决定的。”

　　崇祯十五年，面对清军南下、国运艰难的时势，已回浙东老家陪侍八十岁老母多年的倪元璐奋然出山，应召入京，出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不负所望的倪元璐为此掀起了一场被誉为“三做”的财政改革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颇为显著。可惜积弱积贫的大明王朝已到了气数殆尽的边缘，倪元璐纵有最大的本事，也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了。倪元璐施行财政改革运动不到十个月，也即是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攻陷了紫禁城。

　　“我一直在想，倪元璐有这样的‘与世之作者殊矣’的风骨、人格和操守，与他出生和成长的这块浙东的土地该有很大的关系。我拜谒了先祖的故里，真切感知了这方土地的人文风情，这样的认知更清晰，也更强烈了。”倪教授说。

　　“是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方地域的人文和渊薮，终究成为这方地域的士子、黎民百姓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基因，或隐或显地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洇漫开去。”近年来从事地域乡贤文化研究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这种豪气干云的风骨胆略、忠义凛然的气节人格，几乎是浙东文人、士子和名臣的精神传统和生命印记。

　　三

　　“这也可说是浙东地域的人文精神。”倪教授显然也十分赞同我的观点。接着倪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他新发现的史料——倪元璐的浙东救荒。

　　倪元璐返乡陪侍老母期间，正逢灾荒连年,浙东绍兴诸府连续几年无雨日在90天以上，鉴湖成为旱地，号称“鱼米之乡”的浙东十室九死，饿殍遍野。倪元璐一面亲自出面，联络山阴、会稽、上虞、嵊县等县乡绅和退居的官员刘宗周、祁彪佳、余煌等人共同商定赈救办法；一面积极与绍兴府及山阴县的地方官联络商讨，提出“宽征”税赋、设立募助等建议，得到了地方官的承诺。

　　在倪元璐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浙东的这场灾荒措施得力，救活了十几万人，灾情也迅速得以遏止。

　　“‘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无将忠义死，不与吃河豚。’此乃倪元璐在崇祯元年写的自勉诗。可以说‘千秋担’和‘忠义死’，就是他生命中的两座丰碑！”

　　与倪教授告别，走出那家农家乐时，天色已经黑透。我还沉浸在刚才的交流中意犹未尽，蓦地，远处的夜空中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震荡耳膜。这几年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我即使身处城郊，也再难看到杭甬线上的火车以及那束灼眼的光炬了，但那震荡耳膜的汽笛，依旧石破天惊。汽笛声渐渐消隐了，而我的思绪却像藤蔓一般攀爬开来。

　　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杭甬铁路的开通，那有着石破天惊的汽笛的嘶吼、有着灼眼刺目的光柱照射的火车，让仿如画舫一般匍匐的浙东田野，率先驰入工业文明的话；那么自东汉以降，在浙东的田野上，那些鸣响着光辉人格的汽笛、闪耀着思想光柱的生命的火车、精神的火车，不仅早已有之，而且从未停驰过。譬如那个“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浙东汉子倪元璐。

　　带着光柱的火车驰过浙东的田野，驰过历史，也必定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