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一旦想要跳出惯用笔法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思想深浅将决定他是否有所突破。

　　“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这句话，作家毕飞宇教书时起码引用了一百多次。这次，他偏偏不认理，偏偏要费尽心思，熬出一部“想写”的小说。

　　不久前，毕飞宇最新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在文学杂志《收获》刊出。随后，单行本也出版发行。此时，距离他上一次发布获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已整整过去15年了。

　　为什么必须保持优秀；为什么再也演不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欢迎来到人间》是一次透彻有力的心理洞察试验。内容以肾移植科“一把刀”傅睿的生活切入，通过对医患关系、夫妻关系、原生家庭、科室关系等多角度描摹，剖析了傅睿的职业、家庭、情感等多重困境，全方位洞察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顶尖医生的内心痛楚，对他手术失败后的困惑、烦乱的状态以及心理痼疾进行了精准刻画。书中对医疗细节的书写扎实有据，关注以“治病救人”为职责的医生本身难以言明的病态。

　　15年里，不是没有过风声。毕飞宇是江苏省作协主席，又是热门作家，免不了参与各种活动。活动上，好奇的媒体总会发问：又在创作什么精品。大多时候他只是承认，但都不愿多说。相比为自己的作品摇旗，他宁愿做一个“小说课”的老师，去侃侃而谈、解剖分析《阿Q正传》《受戒》《德伯家的苔丝》《傲慢与偏见》这些经典作品。

　　这其中的微妙情感，是专业者的谨慎，还是创新者的忐忑，抑或是为了吊足读者胃口的手段？也许不是、不全是，又也许都是。

　　但至少，他牢牢吊住了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胃口，李敬泽则给了一个让他踏实的答复。

　　在前不久的新书发布会上，“盼星星盼月亮”的李敬泽百感交集：“说老实话，我现在不爱看小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看小说对我来说是工作，你躺在家里老是把自己弄到工作状态上去看小说，不是享受。但是这部长篇，我那天真是从拿到、打开，一直到看完，中间都没有放下。”

　　何止“没有放下”，几乎要“潸然泪下”。读完那一刻，他不敢给毕飞宇打电话，怕万一开口说起读后感，那些在心里冲撞的强烈的情感会撞出喉头和眼眶，“要是俩老头在电话里相互哭起来？好像把自己搞得太有戏剧性了。”他只好克制地发去恭贺与赞美的短信，然后提溜着小酒瓶去楼下餐厅，独自消化。

　　而对于同场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来说，毕飞宇则引着一度游离在当代文坛之外的她，“近二十年第一次重返当代文学现场”。要知道，在如今的大众视野里，戴锦华往往是以电影学者身份出现的。

　　戴锦华是先认识了电影《推拿》，后认识毕飞宇的文字的。她意识到电影中的许多可圈可点，早就写在了原著小说中，因而对作者本人产生了钦佩。

　　不过，相比李敬泽的一气呵成，戴锦华花了两个晚上读完了小说。她是刻意的，原因是“想延续自己体验他的语言感情状态，而不是以已经开始疲倦，但是仍然要把它读完的状态进行阅读”。

　　让戴锦华感觉“疲惫”的，是镶嵌在字里行间的“一个欲望与恐惧的传递，一个欲望与恐惧的误读，一个欲望与恐惧不断变形的一种生活”。这股文学所带来的精神“后劲”实在强烈，强烈到需要时间缓神，又不舍时间过去得太快。

　　无论是“潸然泪下”，还是“欲望与恐惧的生活”，听上去既抽象又过于情感化。具体而言，究竟是什么抓住了李敬泽和戴锦华？

　　在编辑销售推广的荐语中，小说的故事被囊括成为两句话：“致每一个被迫完美的成年人”；“成年人的世界连崩溃都是静音的”。寥寥几言，目标精准，直截了当。

　　这与新书发布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的看法类似。她提炼故事道：小说的主人公傅睿是一个医生，一个今天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听话、优秀、高智商；而随着阅读，慢慢进入他工作、生活的轨道，体验过医患矛盾、家庭问题、医院利益冲突等等事件之后，我们发现完美的他好像不太正常，不太健康，最终终于走向崩溃。

　　李敬泽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解读，认为“根本不是好孩子疯了的事”，却又很难以“清澈见底的几句话概括清楚”。不过，他明确感受到了小说充满了反讽。“这跟曹雪芹一样。‘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小说家说东的时候你不要拼命给它认成东，调过头来它又变成西了。”他认为，小说的确写了医院，但医院是出生入死、体验生命要害之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敬畏的地方，在当下这样一个身体和精神的危机频发的时代，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本身是值得思考的。

　　戴锦华将其定义为“寓言性”，她从小说角色中看见了现实的逻辑，也看见了现实中的大众——倘若这就是阅读的代入感或是共鸣，那么小说的当代性便是关键。

　　当代性，也是毕飞宇在《欢迎来到人间》中自我突破的关键。

　　创作的动因，起源于一则医疗新闻。大约是做过记者的原因，毕飞宇对新闻具有敏锐的触觉。“一句老话是：新闻终结的地方，小说开始了。新闻记者是有巨大的局限的。”他的意思是，记者无法杜撰新闻事件发生之后的故事，而作家不可能在事实面前停止他的想象。

　　与此同时，毕飞宇始终记得李敬泽对他的期待。那一天，两人在一个很高的棚子底下，就着张很烂很脏的桌子聊天。在这张桌子前，毕飞宇写下了《青衣》《玉米》，也写下了《平原》，李敬泽说：在我们这代作家中，有人能写出这些作品已经很优秀了，但《青衣》《玉米》《平原》写的还是历史。

　　毕飞宇反复咀嚼这一席话，感受到一个作家需要完成的使命，应当是体验当下、抒写当下，真真切切做一个时代感受器。

　　“所以我有了一个巨大的愿望，这个巨大的愿望并不是要写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或者我要干什么，我得让中国的当代以现代汉语的形式从我这个160斤的身体里面过一遍。”这就是一个当代作家的壮志。

　　而一个文学作品一旦冠以“当代”之名，就必须要面对无数双审视它的眼睛——也许，一个作家倘若要描写一个发生在上世纪的故事，那些亲历者都已故；然而，今天，谁不是生活在当下的呢？

　　此时，面对《欢迎来到人间》，无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的“你”，都是一个富有资格的评判者，去评判它是否足够真实可信、足够匹配15年的创作期、足够具有强而有力抑或延绵不绝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