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棵树没有随着远去的岁月远我而去。相反，它随着时光的脚步向我越走越近，它在我的心里耸立着、葱绿着。

　　1981年8月初的一天，我前往莫干山芦花荡参加省作协召开的诗歌年会。记得那天下午会罢，应著名诗评家骆寒超先生之邀，我和亚洲等五位诗人走进芦花荡的小会议室，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诗和当代的诗歌现象。突然，窗外电光闪闪，雷声隆隆，转瞬间乌天黑地、狂风大作、墨云翻卷，在一次次炸响的霹雳声中暴雨倾盆而下——不，宛如天河决口，大片大片的瀑布冲泻在莫干山上。

　　我久久地临窗眺望，看见山上的树被狠狠砸下的响雷压弯了腰，随即又直起，发出一声巨响，似乎将雷反弹甩入深谷。有一棵树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东倒西歪，忽而拖地，忽而刺天……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奔突着。这是一支笔，一支刚收紧又放开、刚腾挪又撇捺的笔，是张旭、怀素的笔！一千多年前的笔仍在狂！仍在颠！这支在狂风暴雨中飞动的笔，使我想起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笔下的“粗头乱服”四个字。

　　我觉得此树似在隐现嗜酒如命、深醉时挥毫大吼，并将头浸入墨汁书写的张旭。

　　此刻，他在色如宣纸的天幕上书写什么？每每看他的字帖，我总觉得他一定是个非常灵动、灵敏的人，是个大开大合、气度不凡的人，是个潇洒磊落、倾情于笔墨的人。古人刘熙说得好，“观其人莫如观其草书”，他用他的草书勾勒了他，且凸显了他在狂草时达到的物我两忘的高光状态！唐代的文化高峰就是因他的“狂”更为高峻，一代代书家就是因他的“颠”五体投地、服服帖帖：他的草书动静交错、跌宕起伏，那些动人心魄的阳刚线条宛如金蛇狂舞。

　　烟雨弥漫中也隐现着另一个书圣。我自然想起“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的湖南零陵人、草书被后人称之“狂草”的怀素，我对他苦苦练字、在书山跋涉的超拔精神，久久地、久久地边浩叹边折服。试问，有谁能像他因买不起纸，在木板和圆盘上练字，后又在寺院附近的荒地上种植一万多株芭蕉树，在蕉叶上书写。为了不剥落、节省叶子，居然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挥毫，一年四季任太阳烧烤，任寒风刺骨，任手肤迸裂？有谁能与之比肩——像他那样视书法艺术为生命的唯一？

　　此刻我沿着怀素的线条掉头前行——走向唐代，看看狂僧怀素的模样和他如何行走，看看他如何挥毫，是否缓则雅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看看他在书写中的狂态，他的笔法是怎样收放启合、随心而动；那墨迹的深浅浓淡如何酌情而染，看看他在苍虬涌动、跌宕起伏、意韵漫溢的行笔中，如何释放自己纯真、豪放的情怀。也要问问他如何直追“二王”，心慕张旭；问问他手中的笔，如何由性由情由一颗心去运转、去飞动；问问他在书法诸多“体”与“类”中，为什么独独钟爱、沉醉于草书。

　　雷声渐渐远去，暴雨渐渐收敛，狂风渐渐减弱，如浪的墨云成堆成堆地堆在天的远方，灰蒙蒙的天色在风的吹拂中亮了起来，整个大山终于归于宁静，一片空明。

　　我面对那棵恰似笔头朝天又恰似人影的树，想：也许狂草的精髓不在于表面的张狂，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静”和“空”。大文豪苏东坡说得好：“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不是吗？一颗浮躁的、势利的心，能自由自在纵横驰骋吗？情不能专，墨能畅吗？神不能凝，笔能狂吗？“颠”张“狂”素告诉我们，欲让笔墨酣畅淋漓、线条随意变幻，只有在情纵神驰中才能得之、才能完成。

　　转瞬，我的思绪回到了诗歌，作为诗仙的李白，作为诗圣的杜甫，他们所以能写出“狂颠”史册的伟大作品，难道不与他俩的心境空明有关？

　　我对自己说，书法也好，诗歌也罢，绝不是谁都能狂、都能颠的！有些人的“狂”和“颠”，是一种无知，是一种可笑。它既不能让观者审美，又不见作品中的情感表露和深厚功力。能狂，且狂起来；能颠，且颠起来，如张旭和怀素者，是惊人的天赋和惊人的艺术修养作保证的，是让自己始终保持心灵世界的纯净、纯真和空明！当然，我也问自己：我的心灵世界呢？那些喧嚣、那些功名利禄，是否尚未近身便在心灵的远方烟消云散、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