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此后，“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永葆生机和活力，在于其有独特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价值

　　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新时代“枫桥经验”恰恰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创新发展起来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枫桥经验”的本质所在、生命力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是“枫桥经验”的根本所在。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社会治理具体实践的结合过程中，“枫桥经验”完成了从实践经验到理论范式的转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科学地回答了“怎样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等基本问题，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促进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体系的形成。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学习推广、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立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目标任务。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大原则。源头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工作路径。系统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方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统一。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价值

　　“枫桥经验”经历了从社会管制经验到社会管理经验，再到社会治理经验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不断丰富发展“枫桥经验”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使“枫桥经验”从浙江的“传家宝”“金名片”上升为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治理典范。它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成为我们党领导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枫桥经验”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枫桥经验”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抓源头、抓苗头、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一方的和谐平安。

　　“枫桥经验”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载体。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经济结构深度转型，社会结构变迁演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现阶段基层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枫桥经验”的发展目标、工作方法都是围绕解决矛盾纠纷而来，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常态化、长效化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保障。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价值

　　为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实践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涌现了一批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成功实践。例如，温岭“民主恳谈”、象山“村民说事”、余杭“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办”等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形成了村社重要事项决策的群众集体选择机制；武义“后陈经验”、宁海“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等实践探索，形成了对村（社）镇（街）社会基层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机制；“浦江经验”“龙山经验”“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等实践探索，形成了矛盾风险的源头治理机制；桐乡“三治融合”、安吉“民主法治村”建设、普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则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多维系统治理机制。这些鲜活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案例，丰富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内涵，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实践范本。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制度范本。在制度引领方面，通过将党建工作延伸到各行业、各领域，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等措施，强化了党建统领的制度引导体系；在制度供给方面，《浙江省村级议事协商规范指引》近期出台，将议事协商程序规范化、透明化并确保议事协商结果的精准落实，与村规民约一道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体系；在制度执行方面，近年来浙江出台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形成了矛盾风险从源头预防到风险评估再到多元化解的制度体系；在制度监督方面，发源于武义县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诞生于宁海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写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构成了规范基层权力的制度监督体系。

　　为全球治理制度建设贡献中国方案。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社会的稳定？有观点认为，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很难两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社会动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成就表明，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标志的中国本土化治理方案蕴含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内在规律。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文明互鉴的价值，为全球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浙江警察学院枫桥经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枫桥经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法学会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