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暴力梅”，北方“高烧不退”。6月以来，我国一半以上的省会城市迎来今年“首个高温”，绝大多数属于“提前报到”。

　　随着极端和异常天气越来越频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为解开这道大题，浙江正在打造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

　　6月28日，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现场会在嘉兴平湖召开。国家和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牵头，能源、交通、工业、建筑等19个省级部门共同参与。这项牵涉广泛的浩大工程如何回应气候问题？气候应对与经济转型如何实现双赢？

　　为何选择浙江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并非新概念。

　　上世纪90年代，气候问题进入全球治理时期，碳排放被认为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了“次生效益”“协同效应”等概念。

　　“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性。”现场，生态环境部规划院副院长严刚介绍，如防治污染排放的同时也在减少碳排放源，修复生态的同时也在增加森林、湿地等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将治理污染和减少碳排放同步来抓，可以降本增效获得双重效益，国内实践由来已久。”

　　不过，国内正式提出这一理念是在2020年。当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做出“3060”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双碳”工作部署中首次提出：“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浙江的实践正是从2021年开始的。先人一步，源于现实所需。浙江是经济强省、资源小省，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同时，浙江外向型经济体量较大，跨国企业受到全球供应链的碳中和压力传导。“在欧盟，普通塑料制品的价格远高于新材料制品，其中就源于碳排放相关税费。”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欧盟碳关税、行业碳中和目标等机制，正在为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标定价格，深刻影响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从被动视角看，‘双碳’是一种倒逼机制；但从主动视角看，也是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切入点。”该负责人说，在未来经济形势中，减污降碳是最大的确定性，浙江已将其作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总抓手，同步解决气候应对和经济转型问题。

　　2022年9月，生态环境部复函同意浙江省率先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不到一年，样板区建设进展不少，会议现场发布的《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2023蓝皮书》写道，浙江已在全国率先发布减污降碳协同指数、初步建立财政专项资金试点激励机制、搭建“减污降碳在线”应用场景……通过制度创新，浙江逐步构建起系统架构。

　　协同的三重深意

　　走进以化工新材料为主导产业的嘉兴港区，清新空气、清洁河道等“绿”元素让人惊喜。去年以来，浙江在城市、园区、企业等层面组织开展两批共18个省级试点、26个标杆项目建设，嘉兴港区就是其中之一。

　　减污降碳协同的第一重含义，是通过技术创新、流程协同实现绿色转型。

　　在嘉兴港区的浙江惠禾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展示厅，记者看到真石漆、彩石瓦、阻燃保温隔热等建材产品。很难想象，它们的“前身”是危险废物飞灰，也就是生活垃圾焚烧后的残渣。

　　“我们创新技术，将飞灰中难以分解的有害物质稳定固化在水淬玻璃体中，再把它制成绿色负碳建材产品。”该公司董事长助理潘婷介绍，该项目每年可以综合利用危废15.9万吨，减少碳排放6.86万吨，并创造经济效益近3000万元。

　　园区中，产业链上下游互补降碳，已创新出多种模式。比如，飞灰无害化处置中所用水源，来自石化企业循环冷却水排水；化纤企业用上新材料公司的副产氢尾气做燃料，减少了天然气使用量；污水处理企业利用高浓废水产生的沼气发电，实现用电自给自足……

　　协同的第二重含义，在于不同层级、不同领域间的合作。

　　纵向来看，浙江搭建多层次的试点网络，从一家企业、一处工业园区起步，再到乡镇、区县、城市；还要针对现代化国际大城市、工业型、数字经济型、生态良好型等城市的不同类型，建立差异化的协同路径。

　　横向来看，尽管减污降碳是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任务，但不能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公路为主的运输结构都是“双碳”任务的挑战。这也是此次多达19个部门参与推进会的原因，“环林农水”“工能建交”以及科技、财政、金融等支持缺一不可。

　　协同的第三重含义，是政府“搭台铺路”、社会各界参与共建。

　　推进会上，技术服务平台“减污降碳浙里来”应用在“浙里办”上线。“我们采用社区传播的方式，搭建热点专题互动场景，让低碳技术分享、案例展示、专业评价等功能实现实时更新。”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陈齐说，该平台将不断引入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和专业机构，从“政府—企业”转向“企业—企业”“专业机构—企业”，并把浙江的技术成果和平台模式输出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