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多年漫长历史中，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谈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便是中华文明赓续不绝的载体与证据。

　　为使世人全面、深入地了解浙江文化，2010年启动的“浙江文丛”项目回望历史深处，钩沉千年“浙学”，涵盖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科技等各个学科。作为我省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它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具体实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也是浙江历代文献经典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目前，一期、二期工程已经完结，进行中的三期工程，已被纳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13年来，“浙江文丛”讲的便是一个今人与古人、当下与历史如何在文山书海中达成“神交”，中华文化如何传承与发扬的故事。

　　承上启下 接续浙人传统

　　文化的光，从历史的深处投射而来，映照着当下。

　　走进去年夏天开馆的杭州国家版本馆，展厅中，一整面以书堆砌成的高大墨绿书墙，总会吸引不少人的驻足。

　　书封的色，取自龙泉的青瓷色和富春江的水色，也是卫星地图上浙江地貌的主色调。书脊的标识，取自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玉琮上的羽冠神人，象征着浙江文明的深厚与绵长。

　　这是，但不全是“浙江文丛”的模样。

　　“13年来，我们已经整理了上千种浙江文化史上影响力极大的传世典籍，共计800册，约计1.7亿字。未来还会有更多，一面墙可能放不下。”路伟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副编审、“浙江文丛”项目的负责人，也是最早参与项目的成员之一。

　　见到他，是在“浙江文丛”的编辑中心，里面堆满了线装古书。空气中弥漫着如兰似麝的气味，是旧书独有的芬芳。

　　回望历史，这是一项责无旁贷的工程。用路伟的话说，“只不过是继承了浙江先贤的‘传统’”。

　　浙江素有人文渊薮、文献之邦的美誉。从东汉思想家王充开始，特别是经历东晋与南宋两次衣冠南渡，浙江文化得以大大繁荣，涌现出大批名家名作。与此同时，浙江自宋以来发达的刻书业，助推了浙人形成自古热衷文献整理的传统，推出了《武林往哲遗著》《四明丛书》《湖州丛书》等一系列地方丛书。据学者廖可斌考据，中国现存古籍总量20多万种，浙江占2万多种，这说明浙江文化是极有分量的。

　　站在当下，这是一项时不我待的工程。因为文化无形，既坚韧也脆弱，脱离了载体便难以延续。

　　本世纪头十年末，我省相关负责人正是关注到古籍保护状况不佳，才加紧奔走呼告，促使“浙江文丛”项目顺利立项，并举全省之力推进。

　　面向未来，这更是一项大势所趋的工程。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八八战略”，指出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2年，国家又专门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表面来看，古籍整理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从深层次来讲，古籍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程，是当前一切文史研究、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的根本。浙江能前瞻性地看到这一出版项目的重要性，及时果断地上马这项文化工程，精心组织实施，体现了不同寻常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回想2011年与项目“结缘”，成为“浙江文丛”委员会委员时的情形，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说。

　　薪火相传 打捞历史文脉

　　任何事业都要有人宏观谋划，也要有人具体执行，否则便流为空洞的口号。

　　时隔多年，再探“浙江文丛”编辑中心，屋里堆叠的文稿和书更多了。编辑团队中不断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最初的8人团队扩充到了11人。但不变的是，他们依旧来自五湖四海、热爱古籍事业，并且依旧年轻。 （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一版）

　　“以前，团队多是从学校毕业没多久的80后；今天，95后都来了，我这个85后已经老了。”路伟开玩笑道。

　　问了一圈，虽然大家都发自内心地觉得，能把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有机会和古人跨越时空对话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可率真的年轻人也难免有“吐槽”——

　　古籍整理一般分为影印、点校两种。影印可以“照搬原稿”，不用管缺字错字，人工投入较少，但文本难以得到优化，也不便于阅读使用。“浙江文丛”大部分是以点校整理为主，这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书从整理到出版可能要耗费10年以上。

　　所以，有人会说：“我的强迫症越来越严重了，做梦梦到这个字错了，那个字又漏了，梦都做不踏实。有问题的书一出版，我可是既负古人，又负今人，成‘罪人’了。”

　　古籍多为珍品，不会外借，只能去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阅览。

　　所以，有人会说：“去图书馆校书经常要泡一整天，腰也僵了，眼睛也花了。好在现在很多图书馆共享了数字化古籍，倒是不用亲自跑过去，盯着电脑屏幕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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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讨论最多的，还是给予与被给予。

　　在整理《姚燮集》时，宁波的私人藏家江益明将姚燮的孤本《红雪吟》提供给了出版社；在出版数百万字的《袁昶全集》时，经袁昶曾孙袁继先先生大力协调，上海图书馆免了巨额的手稿底本复制费……

　　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技艺也在精进成长。例如，读书时的路伟会觉得同版本（即同一雕版印刷）的古籍不会有什么不同。做了“浙江文丛”之后，才意识到同一个雕版可能会沿用几十、上百年，补刻、挖改、缺损时有发生，这会导致同版本的每一部古籍之间也可能会有差异。“不妨多看几部，往往会有惊喜！”这是他从事古籍出版十余年的心得之言。

　　听着这些话，心里暖暖的。在这群年轻人身上，可以看见古人“焚膏继晷”“皓首穷经”的曾经，也看见丁申、丁丙兄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模样。

　　继往开来 说好中国故事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留下太多古籍宝藏。古籍整理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2021年启动的第三期工程在稳步推进，规模为50种，共300册，计划以每年推出60册的速度出版，在2025年完成。相较于一、二期工程，它的重点在于补短板、拓新篇、表彰遗佚。

　　所谓补短板，是要把之前遗漏的浙江学术的代表性著作纳入进来。前段时间，浙江古籍社编辑祖胤蛟得知上海图书馆藏有刘承幹的巨量书信。“刘承幹是浙江近代最大的藏书家，没有‘之一’，编刻过不少好书，所以也是浙江最重要的出版家之一。他的信札十分珍贵，对于研究出版史意义重大，因而十分有必要将其印出来。”

　　所谓表彰遗佚，是要把那些虽然不太有名，但著作颇有价值的浙江人“挖”出来。路伟指着桌子上的纸箱子，里面是厚厚的古籍复印件。这是他委托朋友利用访学之暇从日本访回来的。内容是清初文学家、绍兴人徐沁的笔记和文集，为海内外孤本，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拓新篇，一是指不再只聚焦纸本文献，因为考古实物、碑刻、简帛、拓本等非纸本载体一样有丰富的文献信息；二是指将时间范围从1911年前扩展至1949年前，因为晚清、民国也是浙江文化的高峰时期，以王国维、章太炎、汤寿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浙籍名家的著作也反映着浙江文化大河承上启下的奔流走向。

　　与此同时，“浙江文丛”数据库的建设，对标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内容二次开发工作也在谋划之中。

　　某种意义上，第三期工程的拓荒性比之前的更强，难度更大。有时，从前积累的经验也无法奏效。例如，本以为距离现在越近的文献，应该越好整理。其实不然。因为大量近现代著作以稿抄本形式存世，字迹可能潦草难辨，也可能有大量的涂改。整理起来比整理刻本更“吃”功夫。

　　虽然如此，“浙江文丛”编辑团队的干劲却更大了。

　　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被需要”：自“浙江文丛”陆续上市以来，每年在全国古籍类出版物评选中，都会拿到最高的奖项；在全国馆藏图书采购配额中，年年销售码洋在一百万元以上；祖籍慈溪的中科院院士、国内著名神经外科专家陈宜张教授还专门来电，说早就呼吁过出版类似图书，现在终于问世，可喜可贺。

　　还因为，他们看到世界对浙江文化投来的晶亮目光：“浙江文丛”的影响力远播海外，其中《刘伯温集》对外输出了法文版和英文版版权；浙江古籍出版社也因“浙江文丛”连续多年入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100强”。

　　从一个省域的文化担当，到一群年轻人的接力成长，再到一个民族与全世界的交流互鉴，“浙江文丛”的价值与意义在持续滋长。